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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福

食福又稱造福、做(作)福、吃福、飲福、合福、吃福頭、吃會,是台灣昔日農村社會重要的宗教團體活動。「福」一般指福神或土地公。清初開始流傳到現在為止已經三百年,「食福」活動一直存在台灣基層社會中,這種淵源流長、見證台灣數百年來社會變遷的小傳統或者通俗文化,一天天地變質和流失,就記憶所及,食福是村里年度重要宗教聚會活動,當日土地公會的會腳群聚爐主家祭祀、分胙、飲食、賞戲,即使流散他鄉外里的會員,也都會趕回故里參加這個年度盛會,每個會員也很珍惜這個既神聖又有現世價值的民俗活動。食福習俗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,在形式與精神上,隱含著遠古先民社會活動的遺緒,並表現出台灣移墾社會的特殊性。本文想藉由探討食福習俗及其相關的土地公信仰與共祭性團體,分析其社會史的價值與意義,進而了解台灣漢人社會形塑過程中有哪些延續性和特殊性的分。
依據上述清代地方志書所記,台人每年歲時「食福」之民俗活動,主要包含春祈秋報之社祭、聚賞社戲與分胙飲食。這些歲時民俗乃漢系移民從大陸原鄉移植到台灣者,它們包藏著遠古以來中國農耕文明的諸多特性和習慣。
社稷崇拜是中國古人宗教思想體系的重要一環,社稷又是國家的代稱。「社」是祭祀特定管轄範圍內的土地與耕地,「稷」是崇拜人工培養的糧食作物。古代統治者行社稷之祭,為天下求福報功,亦有春求秋報的一歲再祭。周代已有「春耕籍田而祈社稷」的習俗。社稷之祀乃古代人民感於土地生育萬物、載育萬民,其德至厚,其功至大,所產生的祈年報本返始的春秋之祭。古代的社大體可分為官社與民社,官社分太社、國社、州社、縣社等,民社有鄉社、里社、單社等。官府之祀,祭社稷神祇;民間之祀,祭土地公。社祭的功能是多方面漢代民人百家以上始共立一社,此後每屆社日,宗親集結舉行祭社儀式,並且分食祭肉而歸;這種習俗源於古代征伐、畋獵之後,天子親祭於社,並將祭社之脤肉分遺同姓,以收感通鼓舞之效。古代社會基層結構的「里社」(民社),在每年春祈秋報之祭後,社眾共食祭福的胙肉,而隨著社民結構的改變,祭祀團體成員便從血緣擴大到地緣關係者,論者說這種「歸胙之禮」在東周時已由同姓擴充到異姓了。因此,社祭除有報本返始的宗教意義外,尚是社內各階層人民聚會,匯聚社團情感、團結地方生命共識及進行社交活動的時節。這種古代「會社」活動後來發展成近代「社會」的觀念,男女老幼都會共祭「社公土神」。中國歷代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政府官僚,太過龐大蕪雜,欠缺對下層的照養與管理,因此民間宗族鄉黨便出現各種名目形式的互助組織,彌補官僚之失及發揮社區生命共同精神;除了家族宗親會的公堂、族田、義田、蒸嘗田、太公田外,又常見橋會、渡會、義舟會、茶亭會、神會、神明會、善堂等,都有一定的合股不動產,依租收費供給祭祀所需。土地名義上為全體所有,實際上是掌握於少數地主或富人手中。日治以前,台灣特殊的移墾社會型態,造就發達的宗教團體組織,有神明會、祖宗會、父母會、孝子會、共祭會、媽祖會、福德會、福仁季、文昌黨、三官嘗等,一般總稱為「神明會」。有組織的神明會多數產生在清朝中期,而官府基於為保障其統制力與維護社會秩序,時常以妨害安寧而禁止神明會的運作。日治初期,全台灣六十萬戶家庭有一半參與神明會,但殖民地政府大力取締解散社團組織,但仍有組織較鬆散的各類宗教團體存在。一般所謂神明會,是指同鄉、同業或同姓者,在共同的利益下,以祭祀共同信仰的神明為對象而組織具有合股、社團或財團法人等特徵的團體,會員由四、五人到二千餘人都有。通常由每位會員捐出一定金額購置或雕刻神像及香爐,其餘捐款稱為壓(插)爐銀作為共同基金。會員每年共祭一至數次,並有演戲或聚餐,主要以增進會員利益、敦睦情誼、遵守同業規約與維護共同財產為目的。神明會由爐主辦理祭祀及相關事務,爐主的產生以會員輪流或抽籤、跌杯(跌珓)決定。日治時期強力壓制團結力較強的宗教團體,結果留下的神明會、齋會、祖公會、父母會均屬符合善良風俗而團體驅力較薄弱者,在發展上自然無法與基督教會比擬,也因此才能獲得殖民政府的默認,神明會中最多的是各街庄祭祀福德正神的團體。這些中國古代「義社」與「社祀」的變體,在日本殖民統治下,使台灣社會的主體精神生命,藉著這些普遍存在於社會基層的角頭祭祀活動維繫而不墜。
撰稿者:張思倫
最後修訂日期:98年09月0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