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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時期總論

1945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,雖然在國際法上對此一事件的意義有不同的解釋,不過就現實政治而言,此後臺灣即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。
一、政治的變遷
(一)戰後初期的臺灣
1895年(光緒21年)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,結束了212年的統治,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1943年11月,美國總統羅斯福(Franklin Delano Roosevel)、英國首相邱吉爾(Winston Churchill)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,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,會後發布的「開羅宣言」載明臺灣、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,宣言雖不具國際法上的拘束力,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上有其重要的意義,它宣告了當時主要盟國對於戰後政治安排的取向:國民政府獲得羅斯福的支持,在戰後取得臺灣。
國民政府在1944年4月成立「臺灣調查委員會」,草擬「臺灣接管計畫綱要」。1945年5月德國投降,7月,美國總統杜魯門(Harry S. Truman)與邱吉爾、蔣中正發表「波茨坦宣言」,重申「開羅宣言」的內容。8月,美軍在日本廣島、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後,日本天皇透過「玉音放送」,向國內宣告日本投降,同時接受「波茨坦宣言」。
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(Douglas MacArthur)旋即發布第一號命令。根據第一號命令,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派代表陳儀負責接收臺灣。在國際法上,領土的轉移需有正式的國際條約,但國民政府認定臺灣應回歸中國,因而在10月25日宣布「臺灣光復」,開始以國內法來統治臺灣,並對在臺灣的日本人進行遣返。同時接收日本官方及民間在臺灣的財產,透過「日產管理委員會」進行後續的處理工作。
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,在政治體制方面,成立與中國大陸省政府不同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,由陳儀擔任行政長官,賦予較大的裁量權限,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臺灣總督府的政策,包括經濟統制、專賣制度。相對之下,在日治時期長期追求高度自治的臺灣社會菁英,戰後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事務上皆無法扮演主導的角色。在國民政府政策失當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問題層出不窮的情況下,1947年2月,專賣局緝私人員因取締私煙不當,成為衝突的導火線,引爆二二八事件。國民政府派兵來臺鎮壓,並進行政治體制改組,設立臺灣省政府,魏道明任第一屆臺灣省主席,1949年由陳誠接任。
臺灣接收之初,將日治時期街庄保甲,改為鄉鎮村鄰,並以「訓政時期」的地方制度為原則,在其架構下開始成立各級參議會,1950年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以後,透過制度的調整改為縣市議會及省議會等組織。
(二)動員戡亂及戒嚴體制
中華民國在1946年12月制憲、1947年12月行憲,1948年4月蔣中正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相繼成立。但在1947年7月,國民政府因國共戰爭而下令動員戡亂,1948年又制定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」,1949年5月在臺灣開始實施戒嚴,憲政體制因此遭到嚴重的侵蝕,人民的基本人權也欠缺保障(臨時條款歷經多次修正,1948年總統發布緊急處分命令不受憲法本文規範,1960年解除總統任期限制,1966年賦予總統新增政府機關權力,1972年規範增額中央民代,並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擁有繼續任職的憲法位階依據)。1949年6月,陸續頒布實施「懲治叛亂條例」、「檢肅匪諜條例」,加強對政治反對者與社會大眾的監控。
1949年12月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(中國)取代,國民政府遷臺,對於政治異議人士的處置更趨嚴厲。一方面情治單位進行整編,由1949年的政治行動委員會、1950年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,於1954年改組為國家安全局,成為情治系統的統籌機關;另方面實際執行「叛亂罪」等政治案件的主管機關,先是由1949年成立的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」負責,1958年移交新成立的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」。
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,在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因政治情勢而無法改選,乃透過司法院大法官「釋字第31號」解釋文及總統諮文而不必改選,此後因不斷延任而形成資深中央民意代表(又稱「萬年國會」)。而為了維繫「法統」,乃以實施地方自治、選舉地方公職,作為統治的民意基礎以及民主政治的象徵。但實施地方自治時,國民黨當局亦透過行政、立法的運作,凍結憲法規定的「省縣自治通則」之制定,改以行政命令來推動。
1958年金門發生八二三砲戰,美國國務卿杜勒斯(John Foster Dulles)來臺,與蔣中正總統發布聯合公報,明確表示「反攻大陸」主要不憑藉武力的立場,也使得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「法統」正當性逐漸遭到質疑。1966年修訂臨時條款,而於1969年開始舉行中央民意代表補選。1972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國所繼承,在嚴重的外交挫敗下,為增加統治的正當性,因而建立定期改選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制度。
在1950、60年代,隨著國民黨逐漸取得來自美國的支持,使得爭取美國支持的自由派人士,包括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、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等紛紛下臺或解職,引發政治事件,其中以1955年「孫立人事件」波及最廣。1960年《自由中國》負責人雷震,因反對蔣中正總統三連任,並籌組政黨,而遭到判刑。1964年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、謝聰敏,為爭取臺灣成為自由、民主的國家,而發生「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案」;海外人士為了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,紛紛成立臺灣獨立組織,並於1970年組成世界性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(簡稱臺獨聯盟,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,縮寫WUFI)。同年,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問美國期間,臺獨聯盟成員黃文雄、鄭自才著手刺殺計畫,此一「刺蔣案」失敗,卻成為備受矚目的國際政治案件。
(三)威權體制的鬆動與政治改革
1970年臺灣在國際舞台遭到嚴重挫敗,國內逐漸興起一股文化運動,包括鄉土文學與校園民歌的興起等等,帶動本土社會文化思潮。在同一時期,蔣經國接班後的政治案件仍然頻傳,特別是當反對運動與威權體制出現摩擦之際,往往造成重大政治案件。包括1977年11月的中壢事件、1979年1月美國承認中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爆發的余登發事件、12月的美麗島事件,以及1980年2月的林義雄家宅血案。而為了壓制海外批判的聲音,1981年爆發陳文成事件。1984年發生軍事情報局派遣竹聯幫分子赴美暗殺《蔣經國傳》作者江南的重大國際事件。
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,於1979年制定「臺灣關係法」,以規範新的美臺關係,並持續關注臺灣的自由民主發展,對國民黨當局形成政治改革的外部壓力。蔣經國在1978年擔任總統後,面對此一政治情勢,決定採取開放黨禁、解除戒嚴、開放報禁等措施,並明確表示蔣家人不會再擔任下一任中華民國總統
1987年解除戒嚴以後,中華民國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,自由化雖有進展,但仍未完成。李登輝在1988年繼任總統後,開始推動進一步的政治改革。首先是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,廢除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」。不久,因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拘提陳正然、廖偉程而爆發「獨臺會事件」,在社會的改革聲浪下,進而廢除「懲治叛亂條例」,1992年更在民意的壓力下修正刑法第一百條,結束言論叛亂時代,「白色恐怖」也成為歷史。
1990年6月,大法官會議做成「釋字第261號」解釋文,加上廢除臨時條款、憲法增修條款的實施,促成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於1991年12月31日全部退職,並分別於1991年、1992年全面改選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。繼而在民意的要求下,透過憲法增修條款,1994年臺灣省長、臺北市長、高雄市長改為民選,1996年展開第一次總統直選。1997年中華民國被國際著名組織「自由之家」(Freedom House)評比為完全自由國家,是為臺灣自由、民主的重要里程碑。2000年第二次總統直選,民主進步進黨的陳水扁、呂透蓮當選正副總統,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。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、蕭萬長當選正副總統,重新執政,是第二次的政黨輪替
(四)臺海兩岸關係的演變
自1949年起,臺灣一方面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,一方面被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中;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,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「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」,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巡弋,使臺灣免於中國的武力威脅。1951年9月,日本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簽訂「舊金山和約」,明訂日本放棄臺灣、澎湖的主權,但未說明讓與之對象,成為國際法上「臺灣地位未定論」之起源。日本在美國的要求下,另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「臺北和約」。因此,相對於臺灣未定論,有學者認為:臺灣自1945年即在中華民國實質統治下,又無其他國家表示異議,依據國際法的「先占」原則,臺灣已經屬於中華民國
1954年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」,延續「舊金山和約」以來的基本構想,一方面維繫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,一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接觸,尋求外交關係的突破。美國及其盟國提出「二個中國」或「一中一臺」的構想,由於未獲中華民國、中國政府的支持,因此沒有實質進展。相對地,中國對大陸的統治日漸穩固,要求在國際舞台上作為中國合法代表的呼聲越來越高。1971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上,阿爾巴尼亞案獲半數以上支持,中華民國代表團見情況不利,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。但聯合國大會仍通過「2758號決議案」(阿爾巴尼亞案),宣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。
遭此嚴重挫敗,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仍堅持「一個中國」政策。在中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之後,國際社會的「一個中國」指的即是中國。此後,原本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紛紛轉而承認中國並建立外交關係。中華民國政府雖採取「彈性外交」,但仍以「一個中國」原則處理外交問題,往往只能以斷交、撤館收場。1979年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,中華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會(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,簡寫IMF)及世界銀行(World Bank Group,簡寫 WBG)席次相繼被中國取代,臺灣進一步被孤立。此一時期中國改採「和平統戰」的戰略,主張國共對談、「一國兩制」、「三通四流」。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,對內提出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,並試圖以「三不政策」與和平統戰對抗,並在「臺灣關係法」的架構下維持臺灣免於受中國併吞。
1950年代臺海兩岸發生多次的軍事衝突,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的競逐賽中,包括舟山之役、東山島突擊戰、一江山戰役、大陳島徹退、八二三砲戰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有效統治僅有金門、馬祖。中國在國際情勢日漸對其有利的狀況下,於1970年代開始對臺灣展開和平統戰。
1980年代蔣經國進行政治改革,也開啟了與中國民間互動的可能性。其中最關鍵的1987年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,最後演變成臺灣人民赴中國觀光、投資的開端。李登輝繼任總統後,為了積極處理兩岸關係,一方面主導制定「國家統一綱領」,以一個中國、兩個對等政治實體、三個階段、沒有時間表,來定位兩岸的交流程序。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下,則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(簡稱海基會)與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(簡稱海協會)建立「兩會協商」模式。
在另一方面,配合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、承認中國,執政當局試圖以此結束國共內戰,並推動務實外交,尋求國際地位的突破。然而面對中國在外交上持續的打壓,以國共內戰架構下將臺灣視為「叛離」的一省,1999年李登輝根據原本制訂憲法增修條文的精神,強調由於終止動員戡亂,臺海兩岸是兩個等對政治實體,基於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(中國亦然),而使中華民國與中國成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(通稱「兩國論」)發表,2000年陳水扁就任總統後,並未將此一理論進一步規範入憲法;中國則持續對臺灣施壓,並於2005年3月制定「反國家分裂法」;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,馬英九當選總統後,以「一國兩區」試圖來定位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。
臺灣在中華民國統治時期,政治上從強人威權體制逐漸朝向自由化、民主化發展,而成為亞洲的自由、民主指標國家。然而臺灣國際空間,隨著中國的崛起遭到更大的打壓,這也是當前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。
二、經濟的發展
(一)戰後初期的經濟情勢
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,在臺灣沒有使用中國大陸的法幣及金圓券,而使用臺幣,由於臺幣幣值被持續的低估,以及中央政府要求臺灣省代墊相關款項,加上施政失當導致生產不振,而引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。1949年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後,以中央政府返還臺灣省代墊款的黃金作為發行準備,推動幣制改革,發行新臺幣。其後因韓戰爆發,美援到來,惡性通貨膨脹才受到有效的控制。
戰後臺灣的經濟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,陳誠擔任省主席任內,為了解決臺灣的租佃問題,並避免成為臺灣共產黨活動的條件,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,1950年擔任行政院長後,進一步推動耕者有其田。一方面進行新臺幣改革,下令停止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通匯,並管制中國大陸人民來臺,以維護臺灣的安全。另一方面設立「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」,由尹仲容擔任副主任委員,統籌臺灣經貿相關事務。
(二)土地改革
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的轟炸,臺灣的農業與工業遭到嚴重的破壞,但因農業的重建,其專業人才或資本需求較少,生產的恢復也較工業的重建容易,這是戰後農業迅速復興並超越工業生產總值的重要條件。戰後初期農業生產總值只有戰前高峰期1938年的一半,到了1953年前後已恢復為戰前的高峰水準。
陳誠繼「三七五減租」後,於1951年實施公地(官有農地)放領政策;1952年立法院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後,1953年完成「耕者有其田」的初步成果。而給地主的地價補償,除了實物債券外,另以臺灣水泥、臺灣紙業、臺灣農林、臺灣工礦四家官營企業的股票作為補償,使得四家官營企業民營化。除了解決租佃問題,同時也削弱了擁有土地的士紳,政府則在取得農民支持後,鞏固統治基礎。
實施耕者有其田以後,由於四大公司有的營運不佳,大部分地主所能領取的股息有限,又缺乏股票市場可進行公開交易,地主因而低價讓售股票,逐漸沒落。而取得土地的佃農,分10年償還取得土地的價款。由於農地不再是投資標的,部分資金便轉而投資工商業。
另方面,農民取得土地後,所得增加,生產意願提高。不過,政府基於經濟及軍事的考量,配合「以農業培養工業」政策,採取「田賦徵實」、「肥料換穀」的方法,以部分農村的剩餘,支持國家財政的需要。1950年代以日本作為主要出口地區的米糖外銷,一個年度就有約1億美元的外匯收入,對於經濟政策的推動,發揮極大的作用。
(三)「進口替代」與「出口擴張」
臺灣的經濟隨著來自中國大陸一百多萬軍民來臺,政府稅收沒有增加,支出則持續擴大,財政狀況的惡化仍無法完全避免。
韓戰爆發後,美援來臺,對於財政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美援對臺灣有兩大貢獻,首先透過美援的物資,壓制嚴重的通貨膨脹,同時透過美援提供的生產及相關經濟建設的展開,也提供了臺灣經濟的供給面。至於美國援助的棉花,則是臺灣推動「進口替代」的紡織業之重要基礎。
1950年代當局實施進口替代政策,做為工業化推動的方向。基本上是扶殖來自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,以提高關稅、管制外匯的關稅障礙及非關稅障礙等措施,遂行包括棉紡織業的進口替代事業,而且將大量的美援投入國營企業,促使國營企業進一步的發展。1960-1970年間,改採以內銷補貼外銷的「出口擴張」政策,並採用美國專家的建議,進行匯率改革,修訂「獎勵投資條例」,進而設立加工出口區。在美援停止後,美國、日本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外資來源,透過對兩國不同的投資策略,而形成了臺灣對美國出超、對日本入超的三角貿易關係,直到1980年代以後才漸次改變。
(四)十大建設及後續發展
1960年代中後期,政府當局開始思考推動基礎建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,此即「十大建設」的張本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,政府統整已推動和計畫推動的建設項目,統稱為「十大建設」(當年11月行政院原提出「九大建設」,後加上核能電廠合稱「十大建設」),行政院蔣經國更宣示將作為其施政政績。在工業上發展石化業、鐵重工業、造船業,在基礎建設上包括國際機場、高速公路、鐵路電氣化。其中有關重化工業的產業建設部分,是「第二次進口替代」的內涵。在此一脈絡下,接著設立新竹科技園區,對整體經濟的轉型帶來重要契機。
1980年代,由於對美國持續大量出超,在美國的壓力下,經濟政策被迫朝向自由化改革,包括外匯管制的開放、銀行的開放、對外投資的放寬,皆在此一脈絡之下展開。由於臺灣經濟基礎穩固,在李登輝總統任內,進而以經濟實力為後盾,申請加入國際組織,並作為務實外交之一環,包括加入亞太經合會(APEC)及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(GATT),目前臺灣是亞太經合會及世界貿易組織(WTO)的會員國。
三、社會的轉變
戰後的臺灣社會,從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體制下解放出來,呈現相當大的活力,各種社會團體、組織相繼成立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,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「清鄉」,壓抑社會活動的發展。隨後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及戒嚴,臺灣社會長期處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下。1980年代以後,臺灣的政治結構開始發生鬆動,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尺度有了突破性的發展,社會漸趨自由化、活潑化。
(一)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
戰後持續性的經濟成長,使臺灣從農業社會加速轉型為工業社會,是社會變遷的主軸。在轉型過程中,生產總值與從業人口比例是兩個重要的指標。1962年工業生產總值超越農業,1975年工業從業人口略高於農業人口,臺灣正式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,主要與工業迅速發展有關。
(二)人口成長與都市化
在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,戰後台灣的社會變遷還包括人口的成長與都市化。1945年日本統制晚期,臺灣人口約有600萬人,其後因為中國大陸大量人民遷徙來臺,1950年戶籍人口增為750萬人。而戰後自國外引進新的醫療技術、公共衛生的顯著改善以及生活水準提高,特別是流行病的有效控制,使死亡率急速下降。1958年人口總數突破1000萬,1989年更跨過2000萬的門檻。
1960年代中期開始,工業投資迅速成長,1966年起,高雄、楠梓、臺中加工出口區相繼設立,吸引來自農村的勞動力,而工業都市的興起也促成都市化的發展,在1970年代初期此一趨勢更為明顯。1991年以後,臺北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4大都市的人口,約占臺灣總人口的30%。
(三)教育控制與發展
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,為清除日本殖民遺緒,在教育體制方面進行中國化政策,而後朝動員戡亂體制調整。1950年教育部公布「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」,明示「務使全國教育設施皆以戡亂為中心」;臺灣省教育廳也於同年公布「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」,使臺灣教育體制進入戡亂建國時期,在此非常時期,各級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及軍事訓練。
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,政府一方面加強對教科書內容之控制,對於私人興學採取緊縮政策,私立小學及初中在此後將近三十年幾無設立的空間,在國民教育體系下,國家的掌控力更為加強。另一方面,則調整高中與職業學校學生的比例,由原本的6:4調整為4:6。
在高等教育方面,1950年臺灣共有大學1所、獨立學院3所,專科學校2所,學生總數6300人。政府當時鼓勵私人興辦大專院校,第一所私立大專院校是1951年成立的淡江英語專科學校。此後由於中國大陸大專院校在臺復校,以及公私立大專院校的增設,臺灣高等教育的量有迅速增加的趨勢,但基於政策考量,1972年起暫停私人創立大專院校。此後雖迫於現實上的需要,陸續開放部分大專院校的設立,但著重於工科、醫科等具有職業性質的學院,1990年代以後,高等教育私人興學的限制明顯放寬。開放大專院校的設立,以及鼓勵專科、學院升格,則使臺灣的大學數目及招生人數大幅增加,2008年大學錄取率逾100%,高等教育的素質問題,成為教育的重點問題之一。
(四)社會結構的改變與社會運動
人民教育水準提高、所得增加、權利意識抬頭,促成社會自主意識的形成與發展,也是社會運動開展的重要條件。1950年代公教人員是社會中產階級的主力,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充與經濟起飛,企業家、醫師、律師、會計師等自由業者漸增,中產階級大量成長,內部的組成結構也發生改變。自1980年代起,隨著知識普及、自主意識抬頭,消費者運動、環保運動、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、學生運動及性別運動紛紛從理論探討的層次,化為實際的社會運動。
1.消費者運動:由於人民知識水準的提昇、社會逐漸開放,以都市為主的消費者運動有了較佳的發展空間。為了自身食衣住行的安全,消費者更加注重產品資訊的獲得,以保障權利。1980年,中華民國國際青商會正式發起消費者保護運動,並於1981年11月成立「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」(簡稱消基會)。1982年行政院開始提出制定「消費者保護法」,1994年公布實施,同年行政院並成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。
2.環保運動:臺灣在1970年代以發展工業為優先,忽視對環境污染的防治,造成日益嚴重的工業污染,1980年代公害事件頻傳,反公害組織與環保團體相繼成立,環保運動風起雲湧。1982年行政院衛生署設環境保護局,1987年升格為環境保護署,以因應層出不窮的環保問題;另外,因美國、蘇聯等核能先進國家發生核電意外,臺灣應否興建第四核能發電廠(簡稱核四)引起相當的爭議,反核運動成為環保運動的重要一環。
3.勞工運動:臺灣經濟發展初期,得力於工資低廉,隨著經濟成長及勞工意識抬頭,1984年開始實施「勞動基準法」,勞工可依法向資方要求權益保障。自1985年起,相繼發生新竹玻璃、桃園客運、臺灣鐵路局、苗栗客運、新光紡織等員工之罷工、抗爭事件,勞工與工運團體持續提出保障權益的訴求。
4.原住民運動: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軍隊與民眾隨政府來臺者達一百多萬人,臺灣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,形成外省人、福佬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四大族群。其中原住民人數最少,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方面皆相對弱勢,成為族群與文化社會運動展開的先鋒。
1984年,以原住民知識青年為主的「原住民權利促進會」成立,1987年解嚴後,陸續展開破除「吳鳳神話」、「還我姓氏」到「還我土地」系列運動。其後透過修法,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,1996年行政院成立「原住民委員會」,主管原住民事務,使政治地位更受重視。1988年客家人發動「還我母語運動」,以抗議政府對母語的忽視。2001年,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」完成立法後,正式成立客家委員會,推動客家事務。2003、2004年客家電視台、原住民電視台相繼成立,對客家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保存與推廣有相當的助益。
5.學生運動:社會的開放促使教師與學生對自身權益的重視,學生與大學自主運動遂成為教育改革議題上首先端上檯面的項目。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,以爭取校園民主化開端,進而要求大學自治。1990年「三月學運」要求推動民主化的改革,得到社會的重視。其後民間團體成立「四一○教育改革聯盟」,推動「教育改造」。1994年行政院成立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」,進行教育改革,以鬆綁為原則。
在教科書部分,從國民政府遷臺以來由國立編譯館統籌教科書的編印,到教育部宣布1996年教科書開放為「一綱多本」的審定本,以全面取代統編本,不僅教材內容更趨多元,教師的教材選擇權,在體制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。
6.性別運動:性別運動早期是從女權運動展開的,知識水準提高並取得部分經濟自主的女性,基於對自我權利及發展的追求,透過婦女運動的推展要求改革。其後,包括同志權利等性別運動,也接續展開。
(五)社會安全制度
臺灣的社會安全制度,在政府遷臺初期即已推動,但保障的層面並不普及,且多欠缺法律保障。1958年,立法院先後通過「公務人員保險法」及「勞工保險條例」,是社會安全制度建立的里程碑。為了擴大社會安全制度適用的範圍,1987年通過「勞動基準法」,將三百多萬勞工的基本權利納入保障。隨著高齡化社會問題逐漸受到重視,對老人的照顧亦日漸擴大,老人年金的概念提出後,敬老津貼、老農津貼等福利措施陸續開辦。1994年全民健保正式實施,2000年以後更陸續實施失業保險及國民年金制,社會安全制度將更具規模。
四、文化的發展
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以後,臺灣的文化發展大體上由三個主要的潮流匯整而成。首先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化發展的結果,其次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文化傳承,第三是戰後引進的西方文化。
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,透過政策「去日本化」,以期迅速「中國化」,包括推動國語政策、禁止報刊日文版,語文政策的轉變,使臺灣的文化傳承產生中斷的現象。由中國大陸來臺的文化人及文化傳承,成為臺灣文化舞臺的主流。
(一)1950、1960年代的文化發展
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,在動員戡亂體制下形成「反共抗俄」的基本國策,以此規範民間文化發展,並取締不合官方政策的「禁歌」、「禁書」。1966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,蔣中正提出以三民主義的本質「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」為中華文化的基礎,積極應對。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,以推動各項文化運動,如制定國民生活須知,交由政府相關部會及教育系統積極推展,即為其中一例。
在官方積極推動中華文化時期,美國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盟友,透過雙方的文化交流與在臺美軍電臺的傳播,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大量進入臺灣,深受年輕人及部分知識分子的喜愛。政府當局對西方文化的管制較鬆,其內容也較中文範疇多樣而活潑。
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,包括好萊塢電影、美國流行音樂等風行一時,影響臺灣的流行文化甚大。此外,英美的文學、藝術理論透過學院引進臺灣,無論是文學的表現方式,如夏濟安成立的文學雜誌、現代詩,或是抽象的美術創作,如1957年成立的「五月畫會」及「東方畫會」,都強力衝擊臺灣的文化界。
(二)本土文化的勃發
1964年吳濁流創辦《臺灣文藝》雜誌,同年吳瀛濤與詩人成立《笠》詩刊,是臺灣本土文化的重要傳承。隨著臺灣社會的轉型,各種社會問題隨之產生,而西方文學引進臺灣之後,其內容多與人民的現實生活脫節。文學應否反映臺灣之現實社會,在1977-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成為焦點,這場論戰也是對應於30年來臺灣文化政策的一次總檢驗,其背後顯現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的分野,更隱含著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分歧。此一論戰之後,在1950-1960年代蔚為主流的反共文學影響力漸衰,而強調描寫作家生活體驗與現實社會狀況的文學潮流日漸抬頭。鄉土文學雖強調文學內容的鄉土化,但理論方面受到西方文學理論深遠的影響。鄉土文學中原本隱含的鄉土定義以及認同衝突,其主要爭議在於鄉土指涉的範圍是中國或臺灣,以及臺灣文學是否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。1977年葉石濤提出〈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〉後,在某種意義上,已經呈現了其後臺灣國家認同爭議的端倪。
在鄉土運動的潮流下,不少大眾傳播媒體和知識分子也提供了助力。1976年洪通畫展及朱銘雕塑的登場,配合媒體的報導與宣傳,前輩藝術家之創作再次受到重視。在流行音樂方面,「唱自己的歌」成為新的訴求,除了校園民歌風行一時,臺灣傳統民謠與創作也有新的發展契機。另外,政府在推動重大經濟基礎建設之餘,開始注意到文化設施與人材培養的整備,1981年於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,從事文化建設規劃、人材育成獎勵、文化資產保存與研究等事宜。1982年,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公布施行,政府對文化資產的保護行動也轉趨積極。
(三)自由化改革與文化多元化
1980年代中期,官方對本土語言或對文化內容的管制,都逐漸鬆動。隨著政治社會逐漸開放,1987年的解嚴更是重要的里程碑,不待動員戡亂時期結束,文化發展已突破原有的限制,朝向多元化的發展。
文學方面,由於國家認同仍有歧異,因此仍有論戰發生。此外,文學的內容也著重現實社會各種議題的描寫,包括婦女、環保、老兵、原住民等弱勢團體做為主題的小說紛紛出爐,臺灣的文學發展亦日益多元化。
美術方面,政治與道德的限制漸次鬆綁,新的資訊及衝擊較過去更容易進入臺灣,一些與傳統價值大異其趣的表現方式及內涵,如人體素描、裝置藝術、普普藝術等也正式進入美術館的殿堂,畫壇隨之更趨多樣而複雜。
音樂方面,臺語、國語流行歌曲都呈現更多元的面貌。不僅創作內容隨著政治的開放有了前所未有的空間,歌曲本身也有不同面向的發展。除了原本流行歌曲以商業化作為主要考量的路線之外,透過民歌及受西方流行音樂影響的新流行歌曲型態,也有相當大的市場。到了1990年代,臺灣流行音樂進入自由競爭、百家齊鳴的多元時代。特別是在解嚴、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,諸多的箝制紛紛鬆綁,文化禁忌紛紛打破,臺灣文化也朝向自由而多元。更因國民所得提高,企業界積極支持文化活動,或收藏藝術作品,成為挹注文化發展的民間資源。
而由於資訊日漸開放、多元,臺灣社會對非主流文化更具包容性。隨著日劇、韓劇及漫畫的流行,「哈日」、「哈韓」各領風騷,成為臺灣多元文化的一環。而以年輕人為主的「同人誌」、「角色扮演」等次文化,以及新的文化藝術流派與內涵,如「後現代」文化及其表現方式,也都流行一時。


撰稿者:薛化元
最後修訂日期:100年09月26日
參考資料:
1 薛化元。2001。〈選舉與戰後臺灣政治發展(1950-1996):從地方自治到總統直選〉。收於《五十年來的香港、中國與亞洲論文集》。香港: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。
2 陳儀深、薛化元、李明峻、胡慶山。2004,《臺灣國家定位的歷史與理論》。臺北:玉山社。
3 薛化元。2005。〈戰後台灣修憲、制憲爭議與國家認同:一個歷史的探討〉,收於《臺灣新憲法》。臺北:財團法人群策會。
4 林鐘雄。1987。《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》。臺北:自立晚報社。
5 王泰升。2001。《臺灣法律史概論》。臺北:元照。
6 林山田。1996。《五十年來的臺灣法制:1945-1995》。臺北:臺灣大學法律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