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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典文學總論

臺灣文學的範疇,倘從文字書寫的情形來看,實際包括無文字的口傳文學(或稱「民間文學」)、文言文與舊體詩為主的古典文學(或稱「舊文學」、「傳統文學」)、白話文及新體詩為主的新文學(或稱「白話文學」)3部分。其中,古典文學的發展,在時間上,大致始於明鄭時代,歷經清領、日治時期,以迄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,而今除少數文人與詩社仍繼續創作外,實際已趨式微;在空間上,則因為涉及漢人的土地拓墾、文化傳播、文治化社會之形成……等關鍵問題,臺灣南部地區在古典文學的紮根與興起,較中、北部為早,而東部地區則是全臺之中較遲者。至於,從事創作的作家身份,除了本地出身的文人外,也包括自中國大陸來臺的人士,以及日籍漢文人;作品類別則涵括詩、散文、賦、小說、詞、詩話等,除豐富的別集外,已有多種總集出版。
針對箇中發展情形,以下從臺灣史觀出發,嘗試歷述明鄭時代迄戰後等四階段的臺灣古典文學史梗概,希冀兼顧歷史視角與審美觀點,體現社會思想意識,以及文學觀念發生變革的相關情形,作一導論性質的說明。

壹、明鄭時代
臺灣的古典文學,本就是漢文學之產物,其興起自與漢人/漢文化攸關,明鄭時代是最重要的源頭。
1661年,鄭成功(1624-1662)驅逐荷蘭人,改臺灣為東都,王制的建立開始有了基礎,但天不假年,次年猝亡。1664年,鄭經(1642-1681)由中國撤守來臺,百政興緒,接受陳永華(?-1680)建聖廟、立學校以教子弟的建議,遂使漢文化及漢學在臺灣紮下根基。而在文學上,延平二王、寧靖王朱術桂(1622-1683),以及隨成功父子來臺的徐孚遠(1599-1665)、王忠孝(1593-1666)、辜朝薦(1599-1668)、李茂春(?-?)……等,再加上久寓臺島的沈光文(1612-1688),他們由於群聚避難之故,有了相濡以沫,唱酬慰藉的機會,就在這種充滿遺民悲嘆的哀調中,合力開啟了明鄭時代在臺灣的文學序幕。
一、遺民/移民文學
在上述故臣文士中,今日所可見之相關詩文集,有鄭氏父子之《延平二王遺集》、鄭經《東壁樓集》、王忠孝《王忠孝公集》、徐孚遠《釣璜堂存稿》、沈光文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》;此外,未隨鄭氏來臺的張蒼水、盧若騰,也存有若干與臺灣相關的詩作。考察這些作品的內容,或言亡國之愴傷,或感清人之壓迫,或言退居臺島的無奈,在在充滿激處之氣,聞之令人心傷。因此,明鄭時期在臺的文學風格大抵是陰鬱而激昂,沈痛而悲傷。其中尤值一提的是,鄭氏父子、寧靖王朱術桂所帶頭激起的忠毅自持、不屈不撓、誓驅異族的強烈反抗性格,更為明鄭在臺遺民文學掀起最為激昂壯烈的一頁,如:
開闢荊榛逐荷夷,十年始克復先基。田橫尚有三千客,茹苦間關不忍離。(鄭成功〈復臺〉)
王氣中元盡,衣冠海外流。雄圖終未已,日日整戈矛。(鄭經〈滿酋使來,有不登岸,不易服之說,憤而賦之〉)
艱辛避海外,總為幾根髮。於今事畢矣,不復採薇蕨。(朱術桂〈絕命詞〉)
簡短的詩句中,分別呈顯了鄭成功開拓臺灣,企圖以小博大的勇力與志氣;鄭經立足臺灣,堅不稱臣降服的傲骨精神;以及朱術桂盡心無愧,死於臺灣的守節表現。字裡行間,凝聚了無比澎湃的昂揚熱血,這是鄭氏在臺文學的高潮,更是亂世中「時窮節乃現」的最佳政治隱喻,往後也成為臺灣文學史上不斷被歌詠的主題。
除了反抗異族的抗爭性格外,鄭氏在臺文學有關「臺灣」意象的書寫變化情形,也值得關注。就地理空間的書寫言,盧若騰(1600-1663),雖不曾踏上臺灣本島,但為表達反對鄭成功取臺做為反清復明基地,其在《島噫詩‧長蛇篇》中將臺灣想像為長蛇之窟,警告眾人不可來臺。而《留庵詩文集‧東都行》則更進一步指出臺灣,從地理、人情來看,確是野蠻而未開化之所。相對地,已有移民寓臺經驗的文人們,多少則能寫出「發現臺灣」的樂趣與「適應臺灣」的熱誠,甚而是「改造臺灣」的企盼,如王忠孝〈東寧風土沃美急需開濟詩勗同人〉、徐孚遠〈東寧詠〉之作。
不過,在大半時刻,他們的心境是無法如此平靜與坦然的,由於久居中土之故,他們在看待臺灣風土時,大抵仍如沈光文一般以中土之眼觀察臺灣之物,且時時存有思歸之心,終屬過客心態。即如沈氏詠物詩作,他描寫番橘、番柑、釋迦果等臺灣土生的水果時,雖以為各有巧妙可愛之處,但或不及中土所產,或者動念要移植回中原,甚至以〈釋迦果〉「端為上林栽未得,只應海島作安身」來自況處境,片言隻語間,流瀉濃鬱的鄉愁。
二、臺灣意象與鄭成功書寫
有趣的是,相較於地理空間論述上的微不足道,在政治論述的系統中,臺灣卻以其做為一個充滿能量的反抗異族據點,而有著巨大的身影。就以前引鄭成功鄭經朱術桂三首詩來看,篇幅雖小,卻宛如鄭氏王朝的時代縮影,從開拓臺灣、立足臺灣到死於臺灣的心境,一一俱現,詩中浮顯的不只是眾人抵死不從的剛烈之氣,更勾勒了臺灣在政治上的新空間意涵,從原本佈滿荊榛的侷促小島,在脫離荷蘭人統治後,竟而轉化為能與頑強異族相對峙的重鎮,開啟了時人看待臺灣政治角色的新視角。
大抵,鄭氏時期對「臺灣」的描寫,開啟了歷代「臺灣意象」的經營與塑造,而隨著鄭氏王朝的結束,「鄭成功」其人其事也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經常出現的文學符號。在清領初期,一旦言及鄭氏王朝,常以「偽鄭」或「鄭逆」稱之;論及鄭成功形象,則往往是殘暴寡恩、洵非善類的批判。但不到10年,江日昇小說《臺灣外記》(1704),對於鄭成功卻有了不同評價,其〈自序〉中特別標榜鄭成功「克守臣節」的風範,小說裡更以大魚跳躍感生異象及騎鯨而逝傳說,塑造其神格的海國英雄形象。何以短短時間內會有此巨大轉變呢?此當與明鄭降清後,清朝政府努力修補、銜承明鄭在臺歷史的企圖有關。
進入日治時期,有關「鄭成功書寫」更屬高峰,洪棄生(1866-1928)、施士洁(1856-1922)、許南英(1855-1917)、林癡仙(1875-1915)、林幼春(1880-1939)、林仲衡(1877-1940)、林爾嘉(1876-1951)、林小眉(1893-1940)……等都有存作,大抵憑弔鄭成功,成為臺人世變滄桑之嘆及追思故國的寄託象徵,或者做為反抗異族之隱喻。至於日人部分,也不乏以鄭成功為書寫對象者,如宮崎來城、館森鴻、關口隆正、山口透、安永參、鹿島櫻巷、稻垣其外、金關丈夫……等,從中可見「日本性」、「大和魂」的闡揚。
三、重要作家舉隅
至於明鄭時期,較為重要的作家,當屬鄭經沈光文。前者因近年發現在臺之作《東壁樓集》而受到矚目,後者則早被視為「海東文獻初祖」而聲名歷久不衰。
(一)鄭經
鄭經,字式天,號賢之,在臺期間,撰有《東壁樓集》,主要發抒「西方美人之思」,寓含憂國、思君之意,作品成於1664-1674年間。全集8卷,約480首詩,詩歌數量較諸當時其他在臺作家為多,甚至超過沈光文相關詩作,意義非常。其次,詩集言情寫志,充分流露鄭經在臺時的所思所想,有助吾人掌握其治臺與抗清事功外的情性面向。
當時,鄭經在臺築有潛苑,自號潛苑主人,又有東壁樓之設,因此詩集亦取名《東壁樓集》。詩集中存有歌舞歡鬧生活的實錄,此與鄭經流連風月的刻板印象相近;但,笑語喧嘩、酒酣耳熱的景象並非主調,多數時候鄭經憂慮軍務時政,對西征懷有大志,集中存有多首與軍旅相關作品,如〈悲中原未復〉誓言掃蕩清人;〈不寐〉則表達天下未靖,難以入眠的焦急不安。面對千鈞重荷,如何安頓自己?最後鄭經因寄情山水,而找到宣洩的路口,故在詩集中,鄭經的足跡不止閒玩於潛苑、東壁樓,更出走於山中野園、碧溪草塘、荒山丘壑、綠海波流……。或晚遊江濱、乘月棹舟;或曉起尋芳、暮送歸鳥;或策杖閒行、坐聽春禽……,留下為數不少的寫景抒懷之作。
(二)沈光文
沈光文(1612-1688),字文開,號斯菴,中國浙江鄞縣人,1651年因颶風飄至臺灣,1688年卒,終生寓居海島30餘載,在臺所撰詩文不少。
有關沈光文在臺的創作表現,在詩歌方面,去國懷鄉是常見的主題,如〈思歸〉中清楚呈現了多年來流落異域的孤寂落寞;〈言憂〉一詩則表達其對故國命運的無限牽掛與憂慮。而更多的時刻,沈氏在與飢餓搏鬥,與貧窮相抗,〈柬曾則通借米〉即為最佳例證。而除了個人詠懷詩歌外,沈光文尚有記述臺灣民情風物的作品,如〈番橘〉、〈番柑〉、〈釋迦果〉、〈椰子〉、〈番婦〉、〈詠籬竹〉、〈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,人多往遊,余未及也〉、〈至灣匝月〉、〈題寧靖王齋堂〉……等,涵蓋臺灣地理、山水、果木、風土,頗能呈顯當時臺灣的各種景象。至於在文章方面,目前所見僅有〈臺灣賦〉、〈臺灣輿圖考〉、〈東吟社序〉、〈平臺灣序〉4篇。其中,〈臺灣賦〉以臺灣為對象進行書寫,內容介紹臺灣所在位置、荷蘭與鄭氏時期歷史、島上建設與建築、各地地理環境與地景、農礦物產、果木禽獸、海中水產、民情風俗、人民習性、四季氣候、當代政事……等,是後代作臺灣賦者如林謙光高拱乾、張從政、陳輝等之藍本,甚至季麒光〈答客問〉一文也多所資取。

貳、清領時期
一、康雍時期
1683年,鄭克塽降清,次年,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,隸屬福建布政司管轄,以東寧為臺灣府,設臺灣、鳳山、諸羅3縣。由於政治機構設置於南臺灣,再加上明鄭以來統治中心亦偏於此,因此入清以後,文風更見滋長,而當時臺灣中、北部地區,雖有漢人陸續拓墾,但文學則尚屬荒原,顯見區域開發影響了文學的播種與紮根。
(一)流寓文人及其作品
此時期臺灣文學屬於草萊初闢,主要文學活動者還是清廷派來的流宦官員與寓臺文人,他們或是透過儒學、縣學、書院義學進行漢文化的傳播,培育菁莪;或是致力於地方志編纂,藉由藝文志選文,以文載道,裨益吏治。而對臺灣文學影響較大者,則是其人來臺閱歷的書寫,如1684年擔任諸羅縣令的季麒光,其相關作品,可見《蓉洲文稿》;1692年任分巡臺廈兵備道兼理學政的高拱乾,編纂《臺灣府志》,並首開臺灣八景詩書寫風氣。1697年,郁永河來臺採集硫磺,後寫就《裨海紀遊》;孫元衡,1705-1708年間任海防同知,著有《赤嵌集》;陳夢林於1716年編《諸羅縣志》,另著有《紀遊草》、《遊臺詩》、《臺灣後遊草》;藍鼎元朱一貴事件來臺,著有《平臺記略》、《東征集》;黃叔璥,1722年來任第一任巡臺御史,著《臺海使槎錄》;夏之芳,1728年來任巡臺御史,編輯臺灣最早之試牘作品集《海天玉尺編》……等。
在上述作品中,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,歷來評價頗高,是臺灣文學史上重要著作。郁氏,中國浙江人,1697年春,前來雞籠(今基隆)、淡水採硫磺,共計來臺2個月。此書被視為攸關臺灣歷史、地理、文學的重要名著,內容涵括臺灣歷史的建構、原住民論述、風俗物產、黑水溝航海險象,及陸地景象的描述,通篇大抵出於清朝帝國本位及漢文化為上的觀察視角;而其相關臺灣書寫的主要方向,日後也成為清代流寓文人的參考原型。另,由於該書內容豐富,且是清朝統治臺灣初期的踏查之作,此一新鮮之旅的紀遊,既可供官府治臺,也可作遊臺之參考,因此深深吸引後來日治時期來臺日人的注意。如伊能嘉矩在《臺灣慣習記事》中撰文評介;諸田維光發行的《南瀛遺珠》叢書中,特就本書予以譯注;臺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也在《愛書》上撰文介紹;西川滿則將其改寫為小說〈採硫記〉。戰後迄今,葉石濤、馬以工、蔣勳、顏金良等人均曾進行改寫創作,可知此書之影響力。
其次,1705-1708年擔任臺灣海防同知的孫元衡(1655?-?),在臺所寫之詩集《赤嵌集》,集中歌詠山川、風俗、民物,頗令時人耳目一新,尤其臺灣草、木、鳥、獸之記錄,多係前人所未知;篇中有關渡海來臺險惡水域的海洋書寫,是繼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紅、黑水溝描述的精彩之作。再者,1722-1724年間擔任第一任巡臺御史黃叔璥(1680-1757),其《臺海使槎錄》也值得注意,該書內容包括《赤嵌筆談》、《番俗六考》、《番俗雜記》,其中尤以平埔族文化之記載最具特色,所述含括族群之語言、服飾、風俗、經濟生活……等面向,從中可見平埔族人遭受外力壓迫及漢文化衝擊的困境。此書與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,被黃得時譽為清代隨筆雙璧。
從上述著作,可以發現清初流寓文人或官員,面對臺灣此一新收附的領地,有著無比的好奇與探究慾望,他們微觀凝視原住民的一舉一動,如郁永河〈土番竹枝詞〉、孫元衡〈裸人叢笑篇〉、黃叔璥〈番社雜詠〉便是描述原住民獨特奇風異俗,充滿異國情調的書寫;而有關黑水溝驚濤駭浪情景的描摹記錄,以及島內急流湍險的涉難經過,則在再現橫渡臺灣海洋、河川的冒險歷程中,突顯了清代大陸文人客臺時的既驚又奇的心境。而除了原住民與海洋書寫,是清初旅臺文人注目的焦點外,1692-1695年間任分巡臺灣兵備道的高拱乾,選擇〈安平晚渡〉、〈沙崑漁火〉、〈鹿耳春潮〉、〈雞籠積雪〉、〈東溟曉日〉、〈西嶼落霞〉、〈澄臺觀海〉、〈斐亭聽濤〉等臺灣府8處景觀,撰詩歌詠,連橫以為是臺灣八景詩寫作的先驅;而隨著府、縣、廳制度的改易,臺灣其他地方後來陸續出現不同的八景及詩作,此一現象說明了八景詩的書寫,已蔚為風氣。
(二)本土文人的出現
相較於上述清初流寓文人的文學表現,康熙、雍正時期本土文人數目鮮少,大抵出身科舉社群,如舉人王璋﹙臺灣縣人﹚、貢生張讚緒﹙臺灣縣人﹚、郭必捷﹙臺灣縣人﹚、陳文達﹙臺灣縣人﹚、廩膳生李欽文﹙鳳山縣人﹚、廩膳生陳慧﹙諸羅縣人﹚……等;其人作品,目前所見均屬散篇,保存於方志的藝文志中,多數為八景詩
(三)東吟社的設立及其意義
除了作家個人撰作有所表現外,文人集體活動也已產生,「東吟社」是目前文學史上所認定的第一個臺灣詩社。關於「東吟社」,依據沈光文〈東吟社序〉所述,其在1683-1684年間,曾與趙蒼直等人合組詩社,初名為「福臺閒詠」,乃合省郡之名而言;1684年,諸羅縣季麒光加入詩社,並改易為「東吟社」。關於社名,沈光文寄寓「曩謝太傅山以東重,茲社寧不以東著乎?」之意,暗喻東吟社的社運,將如謝安隱居東山而後得抒大志一般,可以輝煌騰達;而季麒光強調以「東」命名是為了紀念在中國東南方的化外之土臺灣,終於成為清國領地之故,可見政治意涵。
二、乾隆、嘉慶至同治、光緒時期
(一)本土文人紛出的文學史意義
乾隆、嘉慶到同治、光緒時期,文學創作人口倍增,此時本土文人漸能致力著述,更有詩文集傳世,顯見文學表現已具一定水準。其中南部文人,在乾隆、嘉慶時期已有個人詩文集出現,如章甫(1755-?),1816年由門生刻印《半崧集》;中部文人,以彰化陳肇興(1831-1866?)在同治年間刊行的《陶村詩稿》為最早;北部文人,以新竹鄭用(1788-1858)《北郭園全集》最早付梓,時在1870年(同治9年)。藉由詩文集出版的情形,可以發現,歷經明鄭及清康雍時期的萌芽紮根後,臺灣古典文學逐漸茁壯,文學版圖在區域上,由南向北、由西向東擴展,從前期侷限於南臺灣的文學活動,逐漸進展到全臺,各地文學園圃終能開花結果。
不僅本土文人具有獨立創作與出版作品的能力,道咸以後,頗多更躍升為當地文壇領導人物,得以改變前期流寓文人為主的文壇生態環境,得從文壇邊緣位置向中心靠攏,卒而獲致主要掌控權。這種現象的轉變,才是清代臺灣文學茁壯成長的關鍵所在。
(二)本土文人與區域文學
此一時期本土文人數量頗多,著作亦夥,重要者,除前述者外,南部如黃佺《草盧詩集》、《東寧遊草》、施瓊芳(1815-1868)《石蘭山館遺稿》,而施士洁《後蘇龕詩文集》及許南英窺園留草》亦有部分清領時期之創作……;中部則有丘逢甲(1864-1912)《柏莊詩草》、呂氏兄弟﹙呂汝玉、呂汝修、呂汝成﹚《海東三鳳集》、吳德功(1850-1924)《瑞桃齋詩稿》上卷、洪棄生《謔蹻集》……;北部如鄭用鑑(1789-1867)《靜遠堂詩文鈔》、林占梅(1821-1868)《潛園琴餘草》、陳維英(1811-1869)《偷閒錄》、《太古巢聯集》、黃敬《觀潮齋詩集》、曹敬《曹敬詩文略集》……;東部如李望洋《西行吟草》、林拱辰《林拱辰先生詩文集》……;至於澎湖地區,「開澎進士」蔡廷蘭亦撰有《海南雜著》、《惕園遺詩》……等。
以上作品體類,以詩歌為大宗,散文次之,駢文、賦體又其次;內容以詠懷言志居多,詠物、寫景、記事居次,文字大率淺白平易。至於社會寫實作品,則與時局動亂有關,大抵是在兩岸發生變動時,如鴉片戰爭戴潮春事件、太平天國之亂等,而在乙未之役達於高峰。而在這一階段,臺灣古典文學獲致普遍耕耘,甚至形成不同的區域特色。在北臺灣方面,臺北陳維英詩文聯語兼善,著有《偷閒錄》及《太古巢聯集》;門人張書紳,同樣精工楹聯;再如大稻埕舉人陳霞林(1834-1891),王松《臺陽詩話》亦言其敏於對聯,可見臺北地區的楹聯文學相當發達。至於新竹地區則以園林詩而聞名,此與區內兩大名園「潛園」、「北郭園」之設有關。以目前得見的詩集中,鄭用《北郭園全集》、林占梅《潛園琴餘草》、鄭如蘭(1835-1911)《偏遠堂吟草》內,都存有為數不少的園林詩,尤其林氏詩作高達200多首,更為翹楚。
中部地區詩人及作品,則以能貼近民間,反應社會現實,關注百姓疾苦,而有其特色,如彰化詩人陳肇興(1831-1866?)與洪棄生,於臺灣詩歌史上皆有「詩史」之美譽。前者所撰《陶村詩稿》,卷七、卷八「咄咄吟」,寫實記載同治年間戴潮春事件,百姓奔波流離的苦難;後者在《謔蹻集》中,對於清朝政府施政殘暴及官員貪污面目表達強烈不滿。
南部地區文人,由於學問根柢深厚,往往書卷氣息濃烈,工於用典。稍前者如曾任海東書院山長的施瓊芳;後如唐景崧(1841-1903)在分巡兵備道及臺灣巡撫任上,兩度兼理提督學政時,所選拔出於海東書院師生丘逢甲許南英、汪春源(1869-1923),及擔任山長的施瓊芳之子施士洁等人。
(三)重要流寓文人及其活動表現
乾隆、嘉慶時期以後,由於中國與臺灣兩地接觸較前頻繁,來臺官員或文人數量更多,其人或任官職、教職,或任幕僚,或從事旅遊,原因背景不同,其所書寫有關臺灣的詩文作品,內容旨趣亦異。茲舉其較重要者如,1741年張湄來任巡臺御史兼學政,創設海東書院,編有《珊枝集》,著有《瀛壖百詠》,以百首詩吟詠臺灣風物。1769年,朱景英來任海防同知,撰有《海東札記》。1804-1820年間,鄭兼才兩度任臺灣縣學教諭,曾佐謝金鑾修《臺灣縣志》,著有《六亭文選》。1821年,姚瑩任臺灣知縣,共三度來臺,所書與臺灣有關之論策輯為《東溟奏稿》。1847年,曹謹來任鹿港同知,旋署淡水廳事,撰《宦海日記》。1848年,徐宗幹分巡臺灣道,著《斯未信齋文編》、《斯未信齋雜錄》,並編《虹玉樓詩選》。1849年,劉家謀任臺灣府教諭,著有《海音詩》、《觀海集》。1887年,羅大佑任臺南知府,著《栗園詩鈔》。1885年後,唐景崧歷任臺灣兵備道、臺灣布政使臺灣巡撫等職,著有《請纓日記》、《詩畸》。以上作品類別含括詩文集、方志、科舉作品選集、日記等,而內容多涉及在臺心境、治臺經驗及施政建議。
其次,中國大陸流寓文人或官員,藉由文學交流與社群活動,也大加裨益臺灣文學的活絡與進展,以臺北地區為例,咸豐年後,板橋林家大厝落成,謝穎蘇、呂世宜、陳夢山、莫海若等騷人墨客先後受邀來臺,平日與林國華、國芳兄弟,研摩金石書畫,疊詠敲詩,幾無虛夕,於是,在外力的襄助下,林家當時雖未見以正途獲得科舉功名者,但透過延聘多位流寓文人也使其酷愛文藝的形象浮現,隱然成為另一個臺北地區文壇中的重要家族,進而得與大龍峒陳維英家族相抗衡;而就整個北臺文學的發展來看,林家子孫與呂世宜等人對文學藝術創作的積極態度,進一步使其能與新竹鄭用「北郭園」、林占梅「潛園」文酒盛會相輝映,這對於臺北地區文壇的發展,實具重大意義。
至於流寓文人與本土文人的結社活動,唐景崧於1893年所創「牡丹吟社」最見蓬勃,曾經與聞盛況的林輅存,回憶當時臺士入社者便高達百數十人,顯見唐景崧以其崇高地位,而能廣招施士洁丘逢甲、汪春源、林啟東、黃宗鼎等知名文人北上參加詩社活動。因此,一個籠括流寓與本土文人的大型詩社能在臺北地區出現,其聲勢之大,自然促使臺北地區的文學大盛從前。
另外,流寓或遊宦人士,在詩社活動上,引進了「詩鐘」與「擊缽吟」之作,使臺灣詩社活動從閒詠、課題的創作型態,增添競技遊戲的色彩。前者如唐景崧任臺灣兵備道時,曾在臺南創立「斐亭吟社」;後者可以成於1886年新竹「竹梅吟社」為代表。其中,擊缽吟的活動方式,竹梅吟社社員蔡啟運(1855-1911)在日治初期以後,更將之推廣至瀛社,爾後風靡整個臺北,也促使日治時期臺灣詩社的擊缽吟風氣更趨興盛。

參、日治時期
乙未割臺的滄桑之痛,對於臺灣舊儒而言,不僅是淪亡的悲傷,也代表青雲之路的終結,因此棄人棄民的心情充滿了日治時期的文人作品中;再加上,日本統治初期的武力鎮壓,以及後來的不平等對待,殖民苦楚自然存在於文人心中。而另一方面,日治時代的臺灣,正處於一個由舊到新的年代,不僅社會生活的型態有所轉變,在精神感官上也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,藉由大眾傳播、新式教育以及海外旅遊……等管道,臺人得以與世界接觸,孕育出複雜而多元的文化思維。面對正在形成的「新世界」氛圍,古典文人多少都能敏銳感受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,此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遂形構出不同明鄭時期、清領時期的新面貌。
一、 文學生態的變革
(一)文壇領導權的位移
乙未割臺的世變,固然衝擊了臺灣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面向的發展,其於文化層面實際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。過去文壇主力的科舉士子,相繼選擇內渡以逃避異族統治,因此出現不少文人外移的情形,而隨著丘逢甲許南英施士洁、汪春源……等重要本土文人的離去,促使臺灣文壇的領導權產生轉移,因故未內渡的文人有了更多躍居要角、掌控發聲的機會。其次,日治以後由於交通發達,文人為謀生計,常有遷徙他鄉的情形,如此也造成本島各地區域文學領導權的位移,例如新竹魏清德、臺南謝雪漁(1871-1953),在喬遷後成為臺北文壇領袖;新竹駱香林(1895-1977)、陳竹峰落籍花蓮後,躍居為當地重要文人。
(二)古典文人類型的變化
日治時期的古典文人,在割臺初期,有些人因為選擇返回祖籍地,遂遠離臺灣,成了離鄉漂泊之人;至於留臺者,為了保持忠貞和氣節,則出現為數不少退隱明志的遺民型詩人,成為當時臺灣文學發展中令人矚目的現象。只是,這群遺民詩人起初的心志雖同,後來卻因為面對日本政權的籠絡利誘,以及對前清祖國意識的轉變,遺民文人最終有了相異的境遇,例如洪棄生、許夢青(1870-1904)畢生堅拒日人拉攏,抑鬱憤死不改其衷;吳德功、蔡啟運(1855-1911)則與日人較為友好。於是,不同的國族認同與政權應對方式,產生了不一樣風貌的文學作品。
其次,離臺與在臺時間的久暫,同樣也會影響本土文人作品內涵風貌,如「霧峰三詩人」林癡仙、林幼春、林仲衡的詩作對於臺灣殖民境遇的描述便有所差異,這是空間因素導致的變化。但,若就時間因素言,不同學習世代的作家,在新學教育與時代環境轉變情形下,也會孕育出不同於前一世代的殖民書寫與文化想像。大抵有新學教育經歷或學習日語的「新世代」古典文人,得以接觸「新世界」的各式資訊,其文思具有維新視域,在詩歌寫作上,往往出現新題詩的現象;散文創作上,易融入新思維與新語境;小說上,開始接觸世界文學,並引入擬寫偵探小說西方新興文類,例如魏清德、謝雪漁、李逸濤(1876-1921)……等,皆是明顯例子。
另外,女性詩人數量的增加,也值得強調。在清代,目前所見有關本地女詩人的記載有限,明確留有作品者為林占梅之妾杜淑雅(1851-1896)。洎至日治以後,林次湘、蔡碧吟(1874-1939)、石中英(1889-1980)、李如月(1890-1980)、張李德和(1893-1972)、蔡旨禪(1900-1958)、黃金川(1907-1990)、吳燕生(?-1976)、王香禪……等女性詩人輩出,展現女性書寫能力,與自我內在心聲,得使文壇風氣更為活潑。
(三)印刷傳媒的影響
清領時期,臺灣本土文人,除了少數具有家產或因他人之助得以付梓印行其作外,多數僅以稿本或抄本方式,將其作品留傳後裔或友人處,但歷時久遠,往往湮沒無存。日治以後,由於大眾媒體傳入臺灣,印刷迅速,複製便利,且提供文學發表園地,因此促使作品傳世型態的改變,文人無分貴賤,只要詩文質佳,皆可將作品投稿報刊上,而藉此累積知名度。大量曝光的結果,常能成為當世知名文人;若干主持報刊業務者或編纂者,也較能取得文壇的「新」發言權,因而獲致重要地位,例如魏清德連橫,都是當時善於運用媒體的傳播界名人。
當時除了各種大報,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臺灣新聞》、《臺南新報》……,可供發表作品外,古典文人亦有各類相關雜誌報紙的創設,如《臺灣文藝叢誌》、《臺灣詩報》、《臺灣詩薈》、《三六九小報》、《詩報》、《藻香文藝》、《風月》……等,報章涉及了現代性想像、傳統文化的堅持、娛樂休閒的提倡……等內容,呈顯古典文人的時代心靈樣貌。而傳媒的運用,也有益於臺灣各地詩社活動的熱絡化,例如《詩報》廣泛報導1930年後臺灣各地詩社活動的訊息;1909年臺北瀛社創立後,屢藉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發佈詩社吟會訊息,以及主辦全臺詩社聯吟大會的種種榮景。
(四)新文學的挑戰
1920年代,臺灣文壇爆發新舊文學論戰,張我軍(1902-1955)等人以猛烈砲轟的方式,對於舊文人及舊文學展開挑戰與攻擊,企圖以白話文、新體詩重塑新的文學典律。這場新舊文學論戰,自1924年正式展開,歷經長期鏖戰,其間有過幾次較為激烈的戰火,如1924-1925年間張我軍與舊文人的激烈論辯,1929年葉榮鐘(1900-1978)與張淑子間的相關筆仗,及1941年、1942年林荊南(1915-2002)、鄭坤五(1885-1959)等人之爭辯。
這場論戰,不只是新、舊文學的典律之爭,同時也是新舊文人對於文壇掌控權的追逐爭霸,其結果除了影響日後臺灣文學生態環境的變化,更進而打破過往舊文學一枝獨秀的局勢。但儘管面臨了新文學家的凌厲批判與新時代環境的變遷,多數舊文人依然對舊的文學典律有所堅持,這是周旋於現代/傳統、新學/舊學、西洋文化/東洋文化、和文/漢文等複雜糾葛的文化情境與國族認同下的價值認定與思考,也因此與新文學家間形成了緊張的對立關係。不過,新舊文人間的論戰關係,並不等同於兩造文人永遠是敵對關係,在193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與話文運動上,鄭坤五黃純青(1875-1956)、連橫……均表達支持,且付諸實踐與參與。
二、日人與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
從日治初期的臺灣文壇看來,雖然當時日本早已步入近代文學的軌道,但日本政府在治理政策的考量下,派遣來臺從事殖民事務的官員,反倒頗多具有漢學背景,善寫漢詩者。他們時常藉著漢詩此一文學媒介,進行官紳雅集,或徵詩交流,或彼此唱酬。其中,如1896年,水野遵、土居香國、加藤重任、黑江蛟在龍山寺舉行的「觀月雅會」;1899年,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「南菜園」邀宴詩人;1905年,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官邸「蔦松閣」落成時,對外徵詩,與臺人吟和;1921年,田健治郎總督則與臺灣詩人茶敘賦詩,並結集出版……等。這種種的懷柔策略,不僅化解割臺之際,傳統文人對於漢文學存滅處境的憂慮,也進一步確認漢詩及漢詩人在文壇中原有的地位,並鞏固傳統文人在社會上所享有的殊榮身分,如此一來,無疑提供了舊文學一個持續穩定成長的空間結構。
而當時在臺日本漢詩人中,寓臺較久,或較著名者如館森鴻、小泉盜泉、豬口鳳庵、尾崎秀真、鷹取岳陽、久保天隨……等,皆寫下不少作品,同時也與臺灣文人多所往來,甚至共同參與詩社活動。另外,日人也曾自組詩社,如「玉山吟社」、「淡社」、「穆如吟社」、「南雅吟社」等。
以上所述是日本漢詩人在臺灣漢詩界的角色與影響作用,除此之外,臺灣古典小說及文言通俗小說的創作也受到日人之激發,如在1899-1900年(明治32-33年)間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「說苑」欄,便可發現日人以日本史乘傳贊為基礎所創作出的稗官小說,而後來在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上更能獲見菊池三溪、依田學海等人的作品,在多所刊載的情形下,可以想見的,日人對小說創作的重視與耕耘,多少啟發了當時的臺灣古典文人。當然,由於語文的相通,當時臺灣文人藉著輾轉可得的報章雜誌或相關書籍,也會與中國晚清以後的文學界有所接觸,於是就在中、日重視小說的雙重激化之下,帶動了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人從事小說的書寫之路。最明顯的例子,如1905-1911年的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中的作者群,包括了謝雪漁、李逸濤、李漢如、黃植亭(霞鑑生)、白玉簪(佩雁)……等,這些古典文人成為臺灣文言通俗小說創作的重要前驅者。
三、文學社群蠭出的時代意義
日治時代的臺灣,處於一文雅風流的時代,文學社群蠭出,成為一奇特之景象,類型包括詩社、文社、與詞社,其中又以詩社最為大宗。
當時可謂全臺詩社林立,據筆者目前統計已得370個以上。何以詩社數量如此之多?就外在背景言,此與日人之推波助瀾、社會環境安定、報紙雜誌的傳播有關;至於內在因素,則是詩人們企圖藉詩社之創設或參與,達成沈溺詩歌以自遣、維繫漢文於一線、風雅唱和切磋詩文、抬高身份博取美名、溝通聲息敦睦情誼……等目的。此一詩社林立的現象,彰顯了社會大眾熱烈參與漢詩創作的事實,突出了臺灣社會沈浸於一片文學氣息的氛圍中,成為社會「文學化」的指標。但因加入詩社者眾,參與動機複雜,創作態度不一,加上詩社活動樣態越往後,尤其大正後期及昭和時期,遊戲娛樂性質愈強烈,宛如成了聯誼交際社團。由是之故,詩歌的「量」雖增加,但「質」卻下墜,詩歌作品漸趨庸俗化,竟至成為1924-1942年間新舊文學論戰中,新文學家始終批判的焦點。
當時的詩社中,以臺北「瀛社」(成立於1909年)、臺中「櫟社」(成立於1902年)、臺南「南社」(成立於1906年)最為重要,並稱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社。其中,以櫟社成立最早,瀛社規模最大、生命力最強,至今仍持續活動中。日治時期,三社各有其特色,其一,就其與日人互動關係言,「櫟社」一向以具有抗日意識而聞名;「瀛社」則因成員頗多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,以及重要幹部與日方友好,創作有應和國策趨向,較具親日形象;「南社」則無明顯的抗日意識或親日色彩,即使有部分社員熱衷社會運動,亦非集體社群性格所致。其二,以詩社成員組織言,櫟社最「貴族」化,入社者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,經濟能力較佳,頗多鄉紳或全省知名人士;瀛社則較平民化,成員身份複雜,但有利詩社活動之推廣;南社社員多數亦具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。其三,就詩藝表現而言,櫟社整體素質為優,瀛社則參差不齊。不過,前述詩社主要由男性成員組成,而當時以女性為主體的詩社也已經出現,只是數量仍少,目前所知如成立於澎湖地區的「蓮社」(1922),設於臺南的「香芸吟社」(1930)、「珊社」(1933?)等。
以上偏於詩社立論,至於「文社」雖然僅見「臺灣文社」(1919年成立於臺中)與「崇文社」(1917年成立於彰化)二社,但頗具時代意義,其創社皆與漢學不振,面臨歐美西潮威脅有關,因此特別致力於漢文化傳統的維護,經常舉辦徵文活動,透過刊物的創辦或出版,提供眾人切磋風雅、講論道義、互通聲氣的言論空間。前者創設《臺灣文藝叢誌》(後改為《臺灣文藝旬報》),成員多屬櫟社社員;後者的前身本屬祭祀文昌帝君神明會,因感於道衰文弊,風紀蕩然,而由彰化塾師黃臥松(1876-1944)重新增募社員組成,雖無固定刊物,但不定期將徵文所得予以彙編出版,如《崇文社文集》、《彰化崇文社貳拾週年紀念詩文集》、《彰化崇文社詩文小集》……等。而儘管在維繫漢文化傳統上,二社皆有所貢獻,但若究其扮演角色與取徑則仍然有異,「崇文社」以長期關心臺灣現實環境見長,徵文議題含括政治、教育、經濟、文化等面向,所論頗能反映時議,深具時代精神。而「臺灣文社」雖因其徵文課題過於側重史論,稍顯侷限,但其《臺灣文藝叢誌》中,卻時見世界思潮的譯介。1920年,臺灣新文學運動前驅者陳炘發表〈文學與職務〉一文,便言及臺灣文社維新視域的開拓,實際有利於新文學的興起,顯見陳氏已經密切注意到舊文學界在新、舊文學交迭的「過渡時代」裡所發揮的催化作用。
四、重要本土文人及其作品
日治時代是臺灣古典文學創作的高峰期,一則由於清光緒時期出現臺灣史上最大量的科舉人才,具有書寫能力的文士倍增,因此跨越至日治前期時,社會仍存有不少的前清遺民文人;其二,雖然1920年代以後舊文學面臨新文學挑戰,但因「詩人」社會身份普獲讚賞,以及日本官員、幕僚的鼓動與肯定,詩學早已走入群眾生活,大眾化的結果,傳統詩人的數目未減反增,此由詩社大量成立於1921-1937年間,可以略窺一、二。不過,傳統文人在數量的成長與分布上,在臺灣各地並非齊頭式進展,倘若與新文學家相較,將會發現其間存有區域不均的現象。以臺北、新竹地區的作家,與臺中、彰化地區相比,便會發現前者距離政治中心臺灣總督府較近,作家多與日人關係良好,作品成果以舊文學為主,具反封建、反帝國精神的新文學創作稍弱,新文學家明顯較舊文人人數為少;而後述作家頗多接受新學,具有新思潮,其新文學作品的數量遠較他地為多。這樣的結果,也同樣說明了地理空間的區隔,多少產生了作家對政治威權與文化霸權的親近與疏離,進而導致臺灣北部與中部區域文學的面貌有別。另外,1920年代後新文學的出現,也對傳統文學的創作有所影響,例如南部地區傳統文人,對於1930年代鄉土文學及話文運動,頗表支持,是以在詩文寫作上,出現臺語方言及描寫臺灣鄉土情形亦較他地為多,鄭坤五、蕭永東、賴惠川(1887-1962)……等人皆有此傾向。
那麼,此際重要傳統文人及作品有哪些?究竟展現何等時代特色?以地區分布看來,北部有王松(1866-1930)《友竹詩集》、張純甫張純甫全集》、魏清德《潤庵吟草》、謝雪漁《雪漁詩集》、黃純青《晴園詩集》、林爾嘉《林菽莊三草》、林小眉《林小眉三草》……;中部如林幼春《南強詩集》、林癡仙《無悶草堂詩存》、林獻堂《灌園詩集》、林仲衡《仲衡詩集》、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》、吳德功《吳德功先生全集》……;南部如賴惠川《悶紅墨屑》、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》、陳逢源(1893-1982)《溪山煙雨樓詩存》、鄭坤五《九曲堂詩集》,以及女性文人張李德和(1893-1972)《琳琅山閣吟草》、石中英(1889-1980)《芸香閣儷玉吟草》、黃金川(1907-1990)《金川詩草》……;東部著名者如駱香林駱香林全集》……等。以上文人中,女性詩人的崛起別具意義,尤其張李德和等3位女性詩人,以「書寫」確立性別認同與價值定位,雖然某些作品還無法完全脫卻男性價值觀的框架,但已然可見其人思索男女平權的掙扎、不安或突破的軌跡,其努力塑造獨立自主的新女性的思維值得喝采,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歌耐人玩味的一章。
綜觀以上作品,詩歌仍為大宗,內容除抒懷外,日治前期詠歎時事增多,寫實之風較清代為盛,此與文人反殖民的寫作動機有關,形成此一時期臺灣古典詩的特色;但20年代以後,因為時代事物日新月異之故,詠時之作漸為詠物詩所取代,成為新一波創作的重點,由是也自然出現「新題詩」之作。不過,最能呈顯傳統文人的現代性省思,莫過於古典文人在報章雜誌上的文言通俗小說創作了。
這些以大眾娛樂為取向,淺顯易懂,易與世俗溝通,具有「程式化」情節的通俗文學作品,本與隸屬雅文學範疇的古典文學不同,但因寫作者多屬當代的傳統文人,因此仍將之列入此處討論。以日治時期創作通俗小說而聞名的臺北文人李逸濤(1876-1921)為例,其在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便發表了〈留學奇緣〉、〈難兄難弟〉、〈偵探記〉……等四十六篇作品,其中女性形象的刻畫,尤其令人耳目一新。他不止描寫臺灣、中國女子,更涵蓋了世界異國女子,包括韓國、波斯、日本、美國、法國……等,甚具世界想像,充滿異國情趣;而魏清德多篇偵探小說〈是誰之過歟〉、〈還珠記〉、〈鏡中人影〉、〈齒痕〉、〈獅子獄〉……的創作或譯作,也說明了傳統文人對於西洋新興偵探敘事的熟悉,對文學現代性在臺灣的移植與傳播,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。
大抵而言,日治時代古典文人創作的文類遠較清代多元,除前述詩、文、小說外,尚有「詞」與「詩話」的撰寫。詞之創作,撰者多在詩歌之外略加涉及,如許南英、林癡仙、連橫、賴惠川……等。詩話部分,如王松《臺陽詩話》洪棄生《寄鶴齋詩話》、吳德功《瑞桃齋詩話》、連橫《瑞軒詩話》、胡殿鵬《大冶一爐詩話》、許天奎《鐵峰詩話》、葉文樞《百衲詩話》……等,或有單行本印行,或刊載於報章中,殆採以資閒談的方式,結合詩人生平與作品加以評介;詩話內容多與臺灣相關,但也有以中國詩論為主者,甚或旁及日人漢詩作品,從中可知臺灣與中國、日本漢詩的交流現象,清楚表現了當代古典文人的時代視野。

肆、戰後時期
相較戰後初期新文學家所面臨的語言跨越瓶頸,或被詛咒般的重重壓迫,臺灣古典詩人在1945年後獲致了較佳的書寫機會與發表園地,這與日治時期、特別是統治末期的漢文處境相去甚遠。
1937年4月,臺灣報刊廢除「漢文欄」,雖然當時漢詩、漢文的書寫並未遭受禁止,甚至成為日本、中國親善交流的文學政治工具,然而漢詩的創作,在皇民化運動的威力旋風下,也從「同文」論轉向了「同調」論,其所顯現的正是日治末期臺灣漢文的「他者」性。戰後,漢文環境得以幡然改易,一方面是因為脫離日本統治後,臺人得以回歸以漢字為本源的祖國傳統的消極因素所致;另一方面更是戰後國府為使日本化的臺灣人,能早日「中國化」而戮力推動的「文化重建」工作的積極影響。至此,不難想見戰後初期,慣以日文書寫的新文學家何以充滿危機感,而在中國本身的白話文運動實施良久後,臺灣古典漢文/漢詩書寫卻反能愈獲重視的文學政治意涵;換言之,戰後臺灣古典詩歌書寫的本質性與功能性,以及詩壇動態變化的深層思維結構,應納入「文化重建」的歷史語境中去思考。
一、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歌創作梗概
那麼,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歌創作情形如何?除了現存若干古典詩家的作品集外,其餘可由當時報刊作品的登載略窺端倪。首先從報紙登載情形而言,依目前筆者所見,如《大明報》、《中華日報》、《民聲日報》、《東臺日報》、《興臺新報》、《中央日報》、《公論報》、《自立晚報》、《臺灣新生報》、《臺北晚報》、《全民日報》……等,皆刊有古典詩作;其中,又以《民聲日報》、《公論報》、《臺灣新生報》、《全民日報》為數較眾。不過,細繹此時發表情況,可以發現報紙詩作的創作主力實是外省人士,此或因報紙創辦者多屬中國來臺人士,本省詩人有所隔閡而心存觀望。大體而言,在1945-1949年間報紙上曝光率較高的本省詩人是賴子清、魏清德陳逢源張達修……等;1947年後期,本省文人與外省文人同現報紙版面的現象逐漸轉多,迄至1950年雙方詩藝的競勝、交流達到高峰。而就個別報紙發表情形來看,賴子清、賴惠川較常發表於《全民日報》;《自立晚報》則有瀛社、寶桑吟社社員作品……;林獻堂、莊幼岳、楊雲鵬、蔡旨禪、吳小魯、黃溥造、詹作舟、徐見賢、高泰山、張達修……等中南部文人,尤其是櫟社與興賢吟社的文人群,許是因為地緣關係,大抵投稿於許庚南出任社長、徐滄州主持的臺中地方小報《民聲日報》,這是戰後初期本土詩人發表較為密集的主要園地。
其次,有關雜誌上的古典詩作發表情形,目前可見登載者有《新風》、《大同》、《正氣》半月刊/月刊、《臺灣文化》、《心聲》、《建國月刊》、《臺旅月刊》、《南國》、《臺灣詩學》、《臺灣詩報》……等,或為臺人主辦,或由外省人士設立;其中,1946年7月由新竹聯吟會的成員所辦,謝森鴻發行、許炯軒編輯的《心聲》,以及1948年由施梅樵擔任會長、林伯餘擔任副會長、林獻堂出任顧問、北斗螺溪吟社社長許燕汀負責發行的「臺灣省詩學研究會」的刊物《臺灣詩學》,是最為重要的本土古典詩刊,藉之可以稍知戰後初期臺灣本省詩人的創作心態與書寫意趣。
此外,《心聲》所記還提供了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社的活動概況,從「騷壇消息」欄、詩社擊缽作品的刊登,與廣告所見名錄,可知在《心聲》出刊的1946年7月31日至1947年2月1日期間(第1-7號),當時從事古典詩歌活動的社群團體至少有新竹市聯吟會、寶桑吟社、鯤南國學研究會、大成吟社、蓬山吟社、南洲吟社、栗社、南陔吟社、貂山灘音擊缽會、朔望吟會、東明吟社、竹社、讀我詩社、大城國光吟會、大冶吟社……等。倘若再加上前列報紙中所發現的櫟社、興賢吟社、臺南詩社聯吟會、薇閣詩社、瀛社……等,以及近人研究所指出的應社、麗澤吟社、鯤水吟社、鄉勵吟社、綠社、芸香吟社、中州吟社、民聲吟社、聲社、螺溪吟社、菱香吟社……等。綜上,可見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社活動仍在持續中。
二、二二八事件與臺灣古典詩壇
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歌發展史,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面臨重挫,相關創作活動一時間不再以公開型態顯現,只能採取低調而私下的方式運作。例如臺北松山「松社」在事件發生後,仍默默進行集會創作,現存詩社吟稿難得保留了當年的吟會記錄。成於1947年初夏的〈感賦〉詩,社員藉筆道出內心世界,如翕庵:「……一春悶聽三春過,十日何嘗半日晴。共喜河山歸故國,近傳風雅轉銷聲。……」、友蘭:「眼見江山幾刦灰,炎涼世態劇堪哀。……知有是非常警省,幸無恩怨可疑猜。……」、韓堂「光復江山喜未捐,笑看世態又推遷。雞群刺蹙難同處,文字風流且續緣。……」詩裡的臺灣不再是晴天,只覺世態炎涼、是非充斥,一切風雅逐漸銷聲匿跡;但處此江山,更只能在文字中尋得片刻風流,這正是松社詩人在事件後的集體悲鳴。
在松社的集體創作外,更多的詩人們,於事件之後個別寫下了對此政治事件的感懷,據廖振富研究約有21位作者、90餘首作品留存,內容主題或「描寫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之心境,反應坦蕩胸襟」,或「抒發強烈悲憤,感慨是非不明」,或「哀悼死難菁英,寄託深沈隱痛」,或「呼籲政府寬大處理,期待社會回歸平靜」,只是書寫立場或衛官或護民,不免有所歧異。
1948年,社會秩序漸穩定,文學氛圍稍顯復甦,本土文人的古典詩歌書寫又回到較為公開化的型態,如前引《民聲日報》上便能發現櫟社大量的擊缽與課題作品,這樣的現象呈現了臺灣本土詩人投稿情形較前活絡,詩壇生命力正在恢復中。同年10月,復有「臺灣省詩學研究會」於彰化北斗成立,並出版了古典詩刊《臺灣詩學》,這是在《心聲》之外,目前可見的另一份戰後初期重要的臺灣本土古典詩刊,刊物實際編輯人依施懿琳推測當是林荊南。
1949年1月,陳誠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,5月警備總司令發布全省戒嚴令,12月中央政府移轉臺北,外省文人來臺數量倍增,過去傾向本土與外省文人各據發表園地的情形逐漸變化,本省詩人似乎體會到臺灣古典詩壇爾後最理想的出路,是朝向與外省文人的交流與合流邁去,而這也正是1950年代臺灣古典詩壇臻至高峰的關鍵所在。
三、臺灣本省與外省詩人的互動交流
從前列報刊所載的島內古典詩歌創作情形看來,可知本省文人與外省文人在媒體發表空間上,雖然已見相互接觸、詩文往返,但戰後初期其實仍多各有所屬,彼此分流,其後能致力推動雙方聯繫、交流,相當程度源於曾今可努力所致。但,曾今可何以能使本省、外省詩人有所溝通交流?其人如何獲致本土文人的信賴?甚而進一步主導、重構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壇的新人際網絡呢?此可能出於以下幾項原因:其一,曾今可曾因批評陳儀而入獄,且係早稻田大學畢業熟諳日文,來臺後又習得方言,則語言的共通與入獄際遇,較易使被日人統治、又對陳儀施政極度不滿的臺人產生親近與共鳴;其次,曾今可對於臺灣詩史有相當程度的認知與好感,容易與臺籍詩人溝通、交流,他對臺人在日治時期詩學表現高度讚揚,又對本土詩人的民族精神正面認可,這對處於戰後時期常被視為奴化者的本省人士而言,自有莫大的安慰;其三,曾今可對於臺灣古典詩人及其詩作的肯定超越了新體詩,如此的評價自然更能虜獲古典詩人之心。故藉由上述有關臺灣古典詩壇的印象、評價、期許等言論的分享與宣傳,再加上曾今可來臺之後便不斷往來臺灣各地與詩人多所結識,詩文吟會、工作需要,都給與他和臺人共處、共事的機會,是皆有利往後扮演省內外文人交誼親近的中介者。
不過,曾今可的角色,固然促使本省詩人與外省詩人間擁有較多的互動空間,然而,不容否認的是,曾氏所推動的本省、外省文人的交流,也包括共同參與若干具官方色彩的活動,出力最多者如其所述是蔣中正60及65華誕祝壽詩的徵選、評比與出版,以及倡議過舉辦戰後初期的首次的全臺詩人大會;而此類型的詩會活動,又在1951年詩人節於臺北中山堂舉行,于右任陳誠吳國楨也前往致詞,與會有男女詩人千餘人,盛況空前的結果,促使爾後數年的詩人節也都舉辦了全國詩人大會,造就1950年代古典詩壇的榮景。只是,當愈多黨、政、軍方人員參與臺灣詩會時,臺灣古典詩壇也將會越向右翼勢力接近;而在此等情形下,擁有不錯的漢文寫作能力的臺灣古典詩人們,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語境中,其漢文/中文書寫能力宛如一種資本,具有某種經濟性,成為臺灣古典詩人與官方新政權間的政治斡旋、協商,乃至反抗的資本,進而開展出不同書寫內涵的創作面向,格外耐人尋味。
四、高潮中的尾聲
1950年代,由於本省與外省詩人合流,漸趨右翼的臺灣古典詩壇,寫下了戰後階段最為風光熱鬧的一頁。但,洎自進入1960年代之後,臺灣社會普遍崇尚西化,傳統漢文化受到排擠,舊詩人所走的路被視為一條死路,胡適等人倡言要以白話詩取代漢詩,臺灣古典詩壇面臨強大威脅與挑戰。
1964年,以白話小說寫作聞名的吳濁流,在其創辦的《臺灣文藝》創刊號上,猶極力捍衛漢詩書寫之必要性與重要性,甚至直言「現在的白話詩,平心而論,尚未結晶,不是倣洋就是倣日,……還是帶有一點牛奶味的。我想白話詩還要一段時間,經過許多作家的努力才能生產向漢詩的價值吧。」而其於1970年代所創辦的吳濁流文學獎,還設置了「漢詩獎」;不過,漢詩文寫作至此早已陷入頹勢,黯然步入尾聲,新文學一枝獨秀的時代昭然確立。


撰稿者:黃美娥
最後修訂日期:98年10月2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