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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現代建築

20世紀臺灣的建築類型與風格。歐美國家的文化現代性所呈現的空間思維,多為其社會的內在性因子所造成;然而臺灣近現代建築的呈現,卻有明顯的外在性因子存在。從17世紀荷西時期前殖民的防禦性城堡,到19世紀的殖民主義影響,如五口通商之後北部出現的領事館與傳教士建築,都呈現了與臺灣本土文化有所差異的西方「殖民地建築類型」(colonial typology),如陽臺迴廊式建築、洋行、洋學堂、醫院、教堂等的移植。此類的外在因子與本土文化結合,在20世紀的臺灣孕育出獨特的建築現代性。
1895年(光緒21年)甲午戰爭後,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,臺灣總督府將臺灣的城市積極改造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都會,以達成殖民者權力控制與經濟掠奪的有利條件。改造漢人傳統線性或丁字街的城鎮結構,引入西洋方格式街郭(urban block)的規畫方式,並模仿歐洲帝國主義流行的輻射式街道系統。1898年(明治31年)拆除臺北城牆,闢為林蔭大道。1905年公布「臺北市區計畫」,規畫圓環為交通網的節點,設置紀念性建築塑造地標,強化都市節點公共空間的政治象徵意義與殖民統治的合法性。
日治時期的臺灣建築,大約可以分類為兩個階段:殖民初期作品承襲了明治維新與歐陸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復古風格,1923年(大正12年)日本關東大地震,承重牆磚造建築乃逐漸為筋混凝土結構所取代。新的構造方法自然產生了新的美學需求,也接納了歐陸現代主義或美術裝飾運動的流行,但是皆表現出殖民文化的矛盾與混雜性,並且融入了不少的本地的風土因子。例如1912年臺北水患之後,重慶南路、衡陽路、開封街等區的災後重建,總督府即配合市區改正訂定騎樓類型規範,重建新的牌樓式騎樓街屋(1913-1914年),影響了日後臺灣城鄉的都市空間特質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回歸,建築思潮的發展大致可以從幾條文化脈絡來掌握:其一是國民政府推動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宮殿式建築;其二是美援之後的現代主義與新傳統建築;其三是全球化下的後現代主義。這三支思想相互交織,糾纏重疊,斷斷續續出現在戰後的都市空間與建築上。
首先是民族主義建築。國民政府遷臺之後,為了與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對抗,積極推動中國文化傳統,尤其在1950-1960年代的公共建築設計上,大量出現中國傳統琉璃瓦與雕樑畫棟式的建築,這些古典樣式的新建築一般俗稱為「宮殿式」,指的是受法國布雜學院(Ecole des Beaux-Arts)影響的古典風格,以現代筋混凝土營造技術興建的中國古典新建築。如臺北科學教育館(盧毓駿,1959年)、臺北故宮博物院(大壯/黃寶瑜,1965年)等意識形態化的建築。
其次是相對於上述宮殿式建築師,戰後來臺的大陸建築師中,有另一批留美建築菁英如張肇康陳其寬、王大閎等人,他們受現代建築大師華特‧格羅佩斯(Walter Gropius,1883-1969)與路德維希‧密斯‧凡‧德羅(Ludwig Mies van der Rohe,1886-1969)影響,反對裝飾,企圖以樸素的材料本質與清水混凝土的構架,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求與現代主義的結合點。如同張一調的論述,企圖將自然主義的道家思想結合西方現代建築的簡潔美學。此類建築作品如貝聿銘等人的東海大學校舍、王大閎的國父紀念館等,都具備時代的意義。
臺灣真正本土意識的興起,約在1979年與美國斷交之後。1981年行政院正式設立文化建設委員會,開始正視本地文化資產保存。1980年代之後由於戒嚴體制的鬆動,去中心主義,多元價值的要求,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問題等,成為臺灣社會普遍關懷的議題。因經濟起飛,房地產興起,美國後現代主義的引入,刺激了本土設計思維的胎動,代表性作品如東勢農會(吳增榮,1980年)、彰化文化中心(漢光/漢寶德,1983年)、宏國大樓(李祖原,1990年)以及101臺北金融大樓(李祖原,2004年)等都曾經一度引起學界討論。
臺灣現代建築的發展主要是在20世紀,此時期正逢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影響,本地社會面臨持續性的動盪不安,不論是日治時期建築所呈現的殖民現代性,或戰後的民族現代性,都清楚呈現了外在性的文化因子,現代社會的內在性反思仍不足,因此建築上無法呈現清楚的文化現代性。

撰稿者:郭肇立
最後修訂日期:98年09月24日
參考資料:
1 Leonardo, Benevolo. 1985.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. Cambridge, Mass.: M.I.T. Pres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