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83年（康熙22年），清朝征服鄭氏政權，1684年將臺灣收入版圖，至1895年（光緒21年）臺灣割讓日本，統治臺灣212年，為臺灣歷史上的清領時期（又稱清治時期）。這是兩岸首度的統一期，影響臺灣之發展最大。政治上，中國統治組織確定，忠君思想形成；經濟上，臺灣迅速開發，與大陸結成互補經濟體；社會上，漢人大量移民，並占有平原精華區，取代原住民成為優勢民族，因而建立鞏固的漢人社會。文化上，儒家思想與文教制度確立。
（一）政治方面
1683年，鄭氏時期末代延平郡王鄭克塽降清。清廷平定海外的抗清勢力後，原擬「遷其民而棄其地」，扼守澎湖以為屏障，後因征臺有功、熟習臺灣的靖海大將軍施琅，上疏力陳臺灣棄守之不當，遂收臺灣入版圖，置臺灣府，設臺灣、諸羅、鳳山三縣，隸屬福建省，設官分職以治臺。文官設正四品的臺灣道，武官設正二品的臺灣鎮總兵官，為臺灣最高的文、武官，同駐臺灣府城（今臺南市）。隨著漢人陸續來臺拓墾，清廷因應治理之需，1723年（雍正元年）將行政區劃由1府3縣改為1府4縣2廳，1812年（嘉慶17年）改為1府4縣3廳，1875年改為2府8縣4廳，1885年臺灣建省後再改為3府1州11縣4廳，府設知府，州設同知，廳設同知、通判，縣設知縣。
臺灣建省後最高長官為巡撫，下設布政使，以彰化橋孜圖（今臺中市）為臺灣省會，因省城未建好，且巡撫行臺設在臺北， 1891年邵友濂接任巡撫後，乃將省會改設於臺北。1894年清廷與日本因朝鮮主權問題爆發「甲午戰爭」，大敗，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「馬關條約」，割讓臺灣以求和，臺灣士紳擁臺灣巡撫唐景崧任伯雷璽天德（President，即總統），成立「臺灣民主國」以抗日。但因「馬關條約」已換約，清廷復命文武官員回福建候缺，民主國失去憑藉；而來臺接收的日軍火器精良，臺灣義勇軍雖在全臺各地抗日，然大局已定，勢難挽回。6月17日，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舉行「始政式」，象徵日本領有臺灣的開端；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下鎮壓抗日軍，日本並增派援軍由嘉義布袋、屏東枋寮二路進擊，10月23日大軍進佔臺南市，初步削平臺灣人的反抗勢力。此一臺人的抗日軍事行動，史稱「乙未之役」，吳德功撰《讓臺記》，對於此役詳為記載。
清廷治臺期間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透過兩種管道與臺灣來往，一是由同省的福建（小部分廣東、江西）調派綠營兵來臺；一是在臺設置文教機構，如府儒學、縣儒學與各地書院，令有志於科考者循著府試（臺灣府）、鄉試（福州省城）、會試（北京）、殿試（北京），逐步取得生員、舉人、進士等功名，進入官僚體系。除了一般文科考外，武科出身者亦能躋身臺灣社會領導階層。這一條士子競逐之路，也使清廷中央、省區和僻處海隅的臺灣，有一定的來往管道，而經由科舉制度及政府的宣導，使臺灣能由移墾社會漸成文治社會，並減少抗清的民變。
在維護社會安全方面，清廷將綠營兵抽調來臺，分班調換，三年期滿，稱為班兵制。共1萬名，分為10營，以鎮標3營為主力，班兵中至少1/3是分駐在各地的汛塘兵，擔任治安、守備任務。班兵員額在道光年間最多，共1萬4千人，此後綠營戰力漸趨疲弱，遂有同治年間的裁兵加餉、光緒初年的裁兵，到1893年僅剩2,400人。綠營額兵減少，新興武力勇營，以及1787年林爽文事件後設立的4,000名番屯丁，這兩支武力取而代之，成為清朝中葉以後安定社會、抵禦外侮的主力。
勇營來自各省，而有湘勇、楚勇、淮軍、河南兵（廣東珠江以南募來的兵）之名，通稱客勇。大抵為開山撫番、鎮壓原住民，或為抗法、抗日而來。臺灣人組成之武力則有土勇，其戰力有足稱者都與霧峰林家有關；另有臺勇，是林文察帶往福建、浙江征剿土匪而立戰功的鄉里子弟兵，後因林文察剿太平軍殉難而告終。其子林朝棟承襲爵位，在清法戰爭時率領棟軍抗法立功，又平定罩蘭（今苗栗縣卓蘭鎮）一帶原住民及施九緞事件，後因棟軍轉為隨地召募，且連年征伐，復闢田土，戰力漸弱，及至清末，在抗日行動上顯已乏力。
清廷雖收臺灣入版圖，但閩、粵人民渡臺者必須獲官府許可，方得由對渡正口來臺，初期不得攜眷，因此偷渡者眾，雖以「刺字逐水」予以遏止，仍無法阻擋大量的移民。臺灣早期移民社會男多女少，羅漢腳充斥，復由閩、粵帶來械鬥之惡習，又有秘密結社如天地會等傳入民間，常因細故引起民變，全臺震動。清領時期臺灣有三大民變，依次是1721年朱一貴事件、1787年林爽文事件、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戴潮春事件。其中以戴潮春事件規模最大，當時閩、粵正值太平軍起事，清廷窮於應付，以致來臺援軍有限，事態更趨嚴重。除三大民變外，嘉慶年間海盜蔡牽滋擾沿海，流竄臺灣南北，也使清廷「防山不防海、防內不防外」的治臺思維不得不改弦更張，往後發生的1867年羅發號事件、1874年牡丹社事件，甚至1884-1885年清法戰爭（又稱中法戰爭）、1895年乙未之役，爭端都來自海上。
羅發號、牡丹社事件都因「生番」殺害船難的外國人而起。在漢人未入臺移墾前，臺灣是原住民之地，清朝治臺後，以原住民是否入籍、納稅來區別「生番」、「熟番」。為了便於統治，也致力於施行教化，設社學，以番人為佾生，甚至給予秀才名額，而有「番秀才」陳寶華，在劉銘傳主政時期並設立番學堂以教育番社頭目的子弟。漢番接觸多有衝突，清廷採分而治之的原則，保留其頭目地位，另設通事做為官府與頭目間的中介，通事初以漢人為多，乾隆後多為「番」人。為防範漢人越界侵奪土地，清廷設「土牛紅線」作為區隔，但往往徒具形式，而漢人侵犯原住民的生活空間，雖設隘勇，亦無法保障漢人的安全。漢人的巧取豪奪往往引來原住民的反抗，大甲西社事件、大嵙崁之役、呂家望事件等，是其中規模較大者。
（二）、經濟方面
清代臺灣在農業、商業、礦業、交通方面均有重大的進步。
自荷蘭時期至清初，臺灣均以出口蔗糖著稱，然而自康熙末期16-17世紀之交，大陸人口壓力日增，移民大舉來臺，乃興起大規模的拓墾活動與水田化運動，稻米產量大增，超越糖而與之並列為二大出口品。
臺灣高溫多雨，土壤肥沃，宜於農業，然而廣大平原仍為原始的鹿場，此對擅長水田耕作的漢人實有莫大的吸引力。因此漢人千方百計，以合法或不合法、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土地，進行拓墾。
由於拓墾耗費鉅資、人力，多數移民並非富豪，如何在短期內完成拓墾工作，其秘訣是採取合資開墾的墾戶制。清朝之拓墾手續是通常由有錢有勢的人或獨資或合資，向官府申請開墾執照，設立墾號。墾號多為合夥組織，至少是家族組織，故能集眾力而成巨大資本。此外，由於墾區廣大，而開墾期限只有三至五年左右，因此墾戶多另招佃戶，由其自備人工、資本，從事實際的開墾工作。如此，雙方各盡其力，分擔風險，可以迅速完成開墾任務。正由於是合作開墾的方式，墾成後墾戶成為土地所有人，亦即納稅的業戶，而佃戶則擁有永耕權。而且日後佃戶常另招現耕佃農分種其地，甚至自由買賣其永耕權，成為實質地主，他們向業戶交大租，而向現佃收小租，因而形成一田二主之「大小租制」。早期大富豪是大租戶，但中期以後日漸衰微，小租戶取而代之。如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，絕大部分的土地乃小租權地。此外，在噶瑪蘭（今宜蘭）另行結首制，新竹山區則有隘墾制，乃因應不同環境產生之租佃制。
臺灣拓墾之成敗取決於水田化工作。在17世紀以前，臺灣主要出口農產品是糖，水利設施均為埤，即是池塘，水量有限，此後因發展稻米業，需大量灌溉用水，水圳乃應運而生。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彰化平原的八堡圳、臺中盆地的葫蘆墩圳、臺北的瑠公圳、鳳山的曹公圳等。平原即迅速水田化，米產猛增，大量輸出大陸，臺灣遂成為中國之東南穀倉。
臺灣雖然農產豐富，但手工業不發達；反之，福建缺米，華中、華北缺糖，但手工業發達，日用品種類多、價格廉，因此兩岸貿易興盛，形成互補經濟體。臺灣出口米、糖、花生油、藍靛等農產品至大陸，而自大陸進口紡織品、瓷器、建材、日用品等，由於貿易量大，因此有「郊」商組織的出現。郊為商人同業公會，負責擬定交易規範，郊商則經營兩岸貿易。
郊通常以貿易地或商品命名，如「廈郊」是對廈門港貿易的組織，「布郊」則是買賣紡織品的。例如府城三郊，為「北郊、南郊、糖郊」，鹿港八郊，為泉郊、布郊、油郊等。由於貿易興盛，臺灣濱海地區興起不少商業繁榮之商港，如府城、鹿港、艋舺之先後崛起，號稱「一府二鹿三艋舺」。同時也形成很多富有的郊商，可與大地主分庭抗禮。
1858-1860年臺灣開放通商，1862年，淡水首先開港，安平、雞籠（今基隆）、打狗（今高雄）亦於1863年陸續開放。因臺灣盛產樟腦、茶葉、煤，外商上岸設洋行，再度納入世界貿易體系。著名的洋行有怡和（Jardine, Matheson & Co.）、顛地（Dent & Co.）、寶順（Dodd & Co.）、怡記（Elles & Co.）、和記（Boyd & Co.）等。洋行輸入的商品除鴉片外，包括紡織品、金屬、煤油、火柴等西方產品，並將臺灣特產糖、樟腦、茶銷售至世界各地。其中茶葉之外銷，一躍而為最大出口品，成為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，而「福爾摩沙烏龍」（Formosan Oolong）也揚名於世界。
由於洋行的刺激，本地商人亦急起直追而出現新臺商。他們多出身買辦或富商，以新經營手法開創一片天。例如臺北李春生、打狗陳福謙、板橋林家、霧峰林家。
由於貿易順差，人民生活大為改善。此後，臺灣與外國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，臺灣產業結構亦因而大變，由米、糖經濟轉變為茶、糖、樟腦經濟，而因茶、樟腦、煤礦產於北部，臺灣經濟重心也由南部轉至北部。
此外，1875年後，清廷鑑於外患日增，一改以往的「防臺」而為「防外」的政策，推動近代化工作，在交通與工礦業方面有某種程度地進展。
在陸路交通方面，臺灣原已有官道，設有驛站，包括正站、腰站，供傳遞公文、書信之用。民間亦有私設道路，有人行小路，亦有「車路」供牛車行走。最為人稱道的是鐵路，自1887年開始至1891年完成基隆、臺北段，1893年完成臺北、新竹段。此為清帝國第一條自建之鐵路，臺灣領先大陸擁有近代化交通工具。在水路方面，清代設有對渡口岸，初僅有安平、廈門，後又陸續開放鹿港、淡水、烏石港，兩岸交通日益便利。開港後，外國與本國輪船陸續營運，交通更便捷。在通訊方面，除民間有「批局」收送信件外，1888年，創立清帝國第一個郵局。1875年後，又敷設島內與島外電報線，加快訊息之傳遞。
工礦業方面亦有進展。新實業逐漸開發，如硫磺、煤、金、鹽、石油等。其中基隆煤礦是清代第一座機器採煤場。
綜觀之，臺灣不但是穀倉，更成為清帝國最近代化的一省。
（三）、社會方面
清代漢人移民大增，取代原住民成為新主人翁，臺灣徹底漢化。移民移植並發展新社會組織、習俗，並產生一些社會問題，但也有對應的救濟設施，以減輕受害程度。
社會組織方面，首先有宗族組織的移植與調整。移民為聯絡感情及發展經濟社會關係，組成宗親會或祭祀公業。早期人口少，移民以中國之同姓歷史人物為祭祀對象，稱為「唐山祖」，其成員同姓但未必有直接的血親關係。其後，某些家族繁衍成巨族，並感念來臺始祖之恩，逐漸改以其為祭祀對象，稱為「開臺祖」。此顯示日久他鄉變故鄉，移民落地生根。移民亦組成一些社團以解決實際生活所遭遇的問題，例如父母會、神明會。街庄亦有武館、曲館，一武一文，均有娛樂、教育及社交上的功能。
移民帶來原鄉習俗，也因應環境而有一些特殊的習俗。例如，臺地男多女少，成家不易，為傳遞香火，收養子與童養媳之風特盛；同樣，缺男嗣者也多行招贅婚。移民社會亦習尚奢靡誇富，因此廟會多而盛大，酬神演戲，飲宴聯歡，各庄相競，「輸人不輸陣」。
清代臺灣有不少社會問題。移民因侵犯番地，引起漢番衝突，因而有原住民「出草」襲殺漢人之問題。其次，不少移民是「羅漢腳」，精神空虛，多吸食鴉片，耗財又傷身；又有為求一夕致富，常沉迷於賭博，以致傾家蕩產者。另外，移民寄居異鄉，舉目無親，盛行結盟，因而常釀成仇殺事件。更甚者，移民多與同一地緣或語群者聚居，因利害衝突或細故，往往擴大為為族群械鬥，如閩客械鬥、漳泉械鬥、頂下郊拼等，以致生民塗炭，影響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，更嚴重的是造成泉莊、漳莊、客莊之各分畛域，族群對立，影響「臺灣人」意識之形成。
當時對貧窮或不幸者亦有一些救濟設施。由於豐歉無常，官府與民間設有義倉儲穀，以備救濟之需。對窮人，設有義學以教育其子弟。對無主枯骨或窮人老死者，則有義塚供安葬。又為改善溺嬰惡習，設有育嬰堂。另外，由於臺地溪流密佈，阻礙交通，重要地點設有義渡。不過，杯水車薪，社會救濟事業不敷所需。
（四）、文化方面
為培育帝國人才與順民，清廷將以科舉為核心的文教制度引入臺灣。因此，臺灣府、廳、縣均設有儒學以考選士子，並有書院供講學之用，如文開書院、海東書院等。隨著教育之發展，至19世紀中葉，考取秀才、舉人、進士功名者日增，亦有透過捐納方式取得功名者，如監生、貢生。因此，傳統仕紳階級逐漸形成。而隨著1858年「天津條約」臺灣開港後，不僅展開貿易，各國傳教士亦陸續來臺傳教，也創設了牛津學堂、淡水女學校、新樓女學校，以進行新式教育。又，臺灣巡撫劉銘傳亦設立西學堂訓練買辦人才、設立電報學堂以培養電信技術人才。但為數過少，功效有限。
依清廷規定，省編修通志，府、廳、縣也要修志，使記載各行政區的一切現象，故志書也被稱為中國式的百科全書。臺灣在修志方面的事業不落內地之後，雖然《臺灣通志稿》尚未能形成方志時，臺灣已割讓日本，但以1892年纂修的通志為基礎，各地也陸續完成縣志、廳志及相關采訪冊，成為清末臺灣最重要的史料。這些通志、府縣廳志，總纂皆為中國大陸的官僚與修志專家，臺灣人僅擔任「采訪」角色，但臺灣第一位進士鄭用錫則獨自纂修《淡水廳志稿》。
除了方志，清代臺灣有1885年英國長老教會教士創辦的《臺灣府城教會報》，以羅馬字（又稱白話字）報導教會及臺灣社會的新聞，是在臺灣發行的第一份報紙。
撰稿者：許雪姬最後修訂日期：99年03月30日參考資料：1 黃富三。2003，《臺灣簡史：麻雀變鳳凰的故事》。臺北：行政院新聞局。
2 黃富三、古偉瀛、蔡采秀合編。1997。《臺灣史研究一百年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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