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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台灣文學》

1941年5月,張文環、黃得時、中山侑等人脫離西川滿主持的《文藝台灣》,另組「啟文社」,發行《台灣文學》雜誌。分裂的主要原因,是因為《文藝台灣》的編輯走向偏好浪漫主義和外地情調,經營權也控制在西川滿等少數核心成員之手,因此讓部份成員心生不滿,最終走向分道揚鑣的道路。因此《台灣文學》的成立,可說是對主導台灣文壇的《文學台灣》甚至是西川滿的一種反制行動。《台灣文學》的文學主張迥異於《文藝台灣》,他們主要提倡寫實主義的重要,同時反對島田謹二強調的台灣文學在日本帝國中特殊性。他們認為台灣文學雖然存在特殊性,但是這是由於台灣長期以來在種族、環境和歷史各方面的特殊發展所致,並不僅止於在日本帝國中的特殊性。同時他們也認為,展現台灣文學的特殊性,必須在反映現實的基準上,不應出自造作矯揉。相較之下,《台灣文學》集團關心的是台灣本土文壇的建設,而非島田謹二強調的殖民地文學特殊性。而《台灣文學》的經營方針,根據張文環的表示是「沒有方針的分針」,目的在使《台灣文學》成為「建設台灣文學界的基礎工事」。在《台灣文學》的創刊號中,呂赫若的〈願如所想〉也約略指出《台灣文學》集團的走向。他認為《台灣文學》未成立之前的台灣文化,乃「趣味性文化」,因此《台灣文學》的目的是要將「趣味性文化」轉變成「熱情誠實的台灣文化」,在此明顯看出呂赫若對《文藝台灣》的批判。由此可見,《台灣文學》在創刊號中明顯有繼承七七事變前新文學運動,並和《文藝台灣》抗衡的姿態。而《台灣文學》對新人作家的提攜不遺餘力,因此設立「台灣文學獎」,積極促進台灣島內的文學發展。同時《台灣文學》的成員多元,尚有事變後隱居的楊逵和具有左翼色彩遭逮捕的藤野雄士的加入,其他如《民俗台灣》的金關丈夫、池田敏雄、稻田尹,台北帝大的工藤好美、中村哲,廣播局的中山侑,話劇界和音樂界的林摶秋、王井泉和呂泉生,美術界的陳澄波李梅樹李石樵等等,也和《台灣文學》集團有密切的往來。由此可見,《台灣文學》是事變後以台人作家為主的文學集團,網羅台灣藝術界的各各層面,可說是台灣文化人的大集合,並爭取不少日籍文化人士的認同與支持。同時,《台灣文學》的成員認為台灣的文學者應該以建設台灣本地的文壇為主要目的,藉此提高台灣的文化水準,因此積極網羅島內作家,接續事變前台灣新文學的任務與責任。(蔡鈺淩撰寫)
撰稿者:文學類工作小組
最後修訂日期:98年09月09日